近日，“第二届大河文明旅游论坛暨世界旅游联盟·黄河对话”在山西举办，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在发言中骄傲地表示：埃及有五千年文明，比中国早了两千年。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在随后的演讲中立即以“良渚古城遗址”作了有力回应：在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被毫无争议地列入世界遗产，它以城墙、祭祀建筑群、宫殿建筑群的遗址和周边强大的水利工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会后，埃及大使专门找到单霁翔致谢。
10月22日，单霁翔在即日开启的“中华文化大讲堂”上，分享了上面的“故事”。他此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华文化大讲堂”组织委员会主任，被简称为“堂主”。
对文化遗产的再认识
“其实我们的历史学者、考古学家在中华大地上早已满天星斗般的实证了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存在，但是我们没有把它传播出去，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讲好中国故事。”单霁翔感叹道。
世界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正在经历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我们对文明重要载体——文化遗产的认识，也曾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单霁翔拿世界上第一个“双遗产”——泰山举例。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于1885年加入公约。1987年，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即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泰山。泰山是世界第一个“双遗产”。
单霁翔说起当年的申报细节：当时，世界上只有两类遗产，要么是自然遗产，要么是文化遗产。泰山最先是按自然遗产申报的。但后来，申报小组觉得应该将泰山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内涵写进申报材料，比如摩崖石刻既与背后的山体不可分，与泰山文化这一整体同样不可分。最终，评委被说服，泰山开遗产分类的世界之先，成了第一个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此后，庐山、峨嵋山、五台山、武夷山、黄山等，也成了“双遗产”。考古遗址能否建公园？这也经历了一番从新认知和探索。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汉长安城、大明宫等重点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2007年5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明确指出，大明宫遗址保护是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对永续传承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国家文物局将全力支持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
“这在当时压力非常大。”单霁翔坦陈，“人们无法将遗址和公园联系在一起。”但他很坚定：“森林公园的主体是森林，湿地公园的主体是湿地，遗址公园的主体当然是遗址。”
2010年10月，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如期建成，园内现存遗址36处，其中地面显现遗址6处，总占地面积3.5平方公里，是北京明清故宫的4.5倍。遗址公园这一形式，为遗址提供了更科学的整体保护。
“现在，150个考古遗址公园在全国各地铺开，很多已经建成。”单霁翔如数家珍，“比如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金沙考古遗址公园……”
对遗产保护的新态度
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遗产再认识，让景区和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改变了态度。“这是非常让人欣慰的。”单霁翔说。
单霁翔又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五台山。2009年7月1日五台山申遗成功之前，走过了10年申遗路。当初，下山就是小饭店、小茶馆、小酒馆、卡拉OK，洗脚屋……后来，“这些都退后了十里地”“深山古刹的意境又回来了”。
二是杭州西湖。“谁不想在西湖周边建一个项目？杭州坚守住了。”杭州同样走过了十年申遗路，“无论是荡舟西湖还是漫步苏堤，都看不到任何一栋侵入西湖文化景观的不协调建筑，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杭州的经济发展受影响了吗？”单霁翔话锋一转，“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塘江时代’，气势磅礴地在钱塘江两侧建了新的杭州城。一座历史性的城市要保护老城、建设新城，两者相映成辉，杭州实现了。”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里目睹的景象令单霁翔感动：“来访的观众里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在公园里面流连忘返，体会考古文化，体会生态环境……一些学校在这里建起他们的‘课堂’，很多实践性的活动在考古遗址公园里展开，这里真正成为了一片文化的绿洲，学习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