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狭义的学术之外，几十年来，韩林教授在耶鲁与人文学科相关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在比较文学系和德语系的维持和运转里，起着中坚作用。他的职业生涯有幸赶上了比较文学在北美的黄金时代。然而这个黄金时代逐渐消失了。】
有人因与生俱来的显贵而甚是沉稳。
学而知之者，[……]
则各时有各样的追求
品达
明年的1月19日，就是我在耶鲁读研究院时的业师古列·韩林教授（Cyrus Hamlin，1936—2011）十周年忌日了。在他去世后的这十年里，我其实一直想写点什么，为他也为我自己留下已逝者和流逝光阴的记忆，可却一直因为自分所能致奠之物太过菲薄，竟迟迟未能动笔。
我想先从我导师的导师的逝世说起。
1995年年末，我入耶鲁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三年，耶鲁比较文学系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在北美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开创者、原奥匈帝国籍学者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去世了。韦勒克的追思会是由当时已是我导师、时任德语系主任的韩林教授一手操办的。这个追思会可以说是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衍变的一个缩影：既概括了辉煌的过去，又预示了不确定的未来。然而来参加追思会的，在校学生里面，除了我自己，却只有一个英语系的博士生，此外便都是教授们。学生来的如此之少，是因为韦勒克早在1971年就已荣退，所以正常情况下，当时在校的学生里面，是不可能有人曾亲炙过他的。但是更根本的原因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状况和潮流在他逝世之日早已今非昔比：1995年时尚沐浴在解构主义余晖里的在读学生们或是视韦勒克那一代学人及其著作为过气人物和旧报刊似的故纸堆，或是根本对他完全无知，所以就难怪几乎无人来参加这样一个追思会了。
那位英语系的同学之所以来，是因为在韦勒克去世之前的一两年里，他被指派到养老院帮助后者整理文稿，与已在风烛残年的这位昔日大学者有过直接的接触。至于我那天到场，却是因为早在我没来美国之前，就已私淑其人：1980年代初期还在北大期间，我对文学理论和西方文论史的系统学习，完全是靠自己一边研读西方文论名著、一边结合综述性的韦勒克与沃仁（A.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1949）暨韦勒克独撰、当日尚未出全的煌煌八卷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1955—1992）这一经一纬交织起来完成的。这样，我入文学理论之门相对于美国同辈们的“落后”，便使我对韦勒克以及他那一代学者和著作多了一份熟悉和认同。
追思会上，我的另一位老师、华兹华斯暨英国浪漫派学者哈特曼教授（Geoffrey Hartman, 1929—2016）在结束他的追忆时，仿佛是针对前来出席的在校生之稀少，曾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无论如何，他[韦勒克]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个巨人。”美国学术界新陈代谢之快、之彻底，以及重学说不重个人感伤依恋的文化，在这次追思会的出席者身份和哈特曼的发言里，得到充分体现。
我在入学后最初两年的课业期间，不论是去德国大学短期进修，还是在校修德语系与古典系的课，都得到导师的多方支持和指导。如果沿着我的课业和资格考试的研究轨道一路走下去，我几乎就会完全循着导师的足迹直接成为一个荷尔德林和德国浪漫派学者。
然而在一番深入思考之后，我决定博士论文题目不选荷尔德林和品达，而是在德语文学方向选择离今天更近的里尔克，把他跟一个与他一样同受世纪末颓废派影响的中国诗人废名放在一个框架里讨论。这样，从耶鲁毕业前到执教初期，我的荷尔德林和品达研究实际上中断了一段时间。等到我重新回到荷尔德林，已是2000年中期的事了。当拙著三卷本《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于2009年在上海出版时，我在题辞中将这部菲薄的荷尔德林研究阶段性成果献给了韩林教授。看到这个献辞，韩林表示深受感动。不幸的是，那时他的健康已经非常差了，就在我的荷尔德林著作出版前后，他接受了一次大手术，可手术的效果并不太好。仅仅一年之后，2011年1月19日，他就溘然长逝了。
Cyrus Hamlin
韩林教授就出生于他求学、工作了大半生的耶鲁所在地康州新海汶，然而他的郡望却属更北方的缅因州，出自一个新英格兰士族。他的曾祖父是林肯政府时也就是史上第十五届美国副总统，名叫汉尼拔·韩林（Hannibal Hamlin，1809—1891），家族中此外还出过两位美国内战期间的将军。韩林教授中学是从美国最负盛望的私立预备学校菲利普斯学院毕业的，本科在哈佛，博士就是在耶鲁读的。博士在读期间，除了韦勒克之外，还师从理查兹（I.A. Richards）、克利恩瑟·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威廉·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等当日最出色、最有声望的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学者。1963年博士毕业后，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任教，在那里与文学理论家诺瑟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同事多年。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包括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歌德、荷尔德林、瓦格纳，晚年也做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研究。
与他的老师和同事们相比，韩林教授的著述算不得丰富。他的主要产出是单篇论文而非书籍篇幅的专著。在曾经星光炳焕的耶鲁比较文学系，他算不上是明星。但这并非因为他专业不精、学问不博；恰恰相反，从我上过的他的课、读过的他的文章里，也从我与他频繁的交谈中，我深知，对于所研究的领域——歌德、德国浪漫派（特别是荷尔德林）、英国浪漫派、古典文学、德意志古典哲学等等——他有百科全书般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不消说，作为他的学生，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得益最多的地方之一。从他的著述里，也从与他的接触中，我曾试图找出他之所以没有成为像英语系那位有布鲁克林市井气的布鲁姆（Harold Bloom）、比较文学系那位死后被爆出二战期间在原籍荷兰发表过反犹文章的德曼（Paul de Man）、比较文学和法语系那位上课时摆出女王派头的费尔曼（Shoshana Felman）那样的明星学者的原因。我的结论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天性里的谦虚、温和与羞耻心导致的。比如他上课和交谈时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猜……”/“我感觉是……”（My hunch is …），这种谦逊的语气与口头和笔下最常见于明星学者们的断定（assertive）句式和专横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涉及思想观念方面，他曾向我表达过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的拒绝，在我看来这种拒绝透露出他新英格兰新教徒的宗教伦理背景（他祖辈还出过著名的牧师），而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学说，众所周知，当日恰恰是美国比较文学以及英语和法语文学系的主导理论之一。在讨论荷尔德林与法国革命关系的论文里，他批驳过法国学者认为荷尔德林是激进雅各宾派的观点。在评论荷尔德林文本校勘研究状况时，他质疑过方法比较激进的法兰克福版全集主编Sattler的编辑方针。有一件事大概可以最戏剧化地体现他的学术观点。有年夏天，我在柏林的一家书店里竟然不期偶遇了韩林教授。他看到我正拿着挑选的海德格尔全集中论荷尔德林的某卷走向收银台时，指着我手里的书说：“浪费钱！”（Waste of money!）——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立场和观念有多保守、有多正统。这种保守和正统让他注定不会在奉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拉康等理论为圣经的话语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也不可能获得青年学生们的广泛青睐。
同很多美国大学不同，在耶鲁的主要文学系里，系主任不是在系里终身教授间轮值的，而是只在少数有地位、值得信任且有管理能力的教授中间轮换担任。在这样的大学文化和制度里，韩林教授长期交替担任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系主任职务，除此之外，还在校内担任过很多其他机构和社团的主席或董事，例如耶鲁校内有些非常著名的仅凭邀请才能成为会员的社团机构，韩林教授就曾任这类社团中在人文领域最有名的“伊丽莎白俱乐部”的主席，此外他还出任过戏剧研究主席等等。除了出任院系社团等机构的领导，韩林教授在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在举办和促成国际著名学者来耶鲁讲座和交流的活动中，也起过核心作用，经他邀请招待过的学者包括伽达默尔、托多罗夫（Todorov）、利科（Paul Ricoeur）等等。总之，人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组织领导力的学者和学术机构领导人物。
因而，如果要全面评价韩林教授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和耶鲁大学的贡献，仅把他的学术出版作为唯一业绩就是片面的。在狭义的学术之外，几十年来，他在耶鲁与人文学科相关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在比较文学系和德语系的维持和运转里，起着中坚作用。在一所三百多年前由英国殖民者创立的北美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里，韩林教授以其学术资历和新英格兰士族背景，曾是保持这所大学和相关人文科系良好运转的守护者和天然领导。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同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常见的情况不同，韩林教授虽然长期主持比较文学和德语两系，显然并没有借此谋求自己在学界的统治地位，他没有让自己成为所谓的“大佬”，没有成为“学术带头人”或者“学阀”。相反，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学术上的自谦，身处领导地位而能公正、大度和无私，对待后辈和学生，能举贤奖能，关照支持；在他身上，学术上的自谦和行动上的坚毅果断是并存的。他的另一句惯用语：当别人向他道谢时，他总是回复说：“You bet!”这句大概起源于美国西部、带着19世纪拓荒牛仔风味的口头禅和他说这话时的坚定干脆口吻，同“我感觉是……”形成鲜明的对比，透出他敏于行的果断性格。
从美国历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韩林教授身上流淌的无疑是所谓蓝血，其中所禀赋的个人品质和政治上所体现的温和保守主义曾是美国政治与文化的基石。然而正像东部建制和正统WASP随着老乔治·布什总统在1990年代初期不能蝉联两届而退出美国政坛的主宰地位一样，韩林教授的去世其实标志着一个比韦勒克的去世更极端的与过去的决裂。
我在1993年入学耶鲁比较文学系的时候，赶上了这个系自其建立以来一直遵循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后日子。因为只过了五六年，到了2000年前不久，系里从建制上到学生的需求上，就已经开始变得多样化了，只不过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的对应学科相比，先后为新批评派和耶鲁学派大本营的耶鲁比较文学系在这方面始终显得保守，因为这里的传统一直是以精读文本为一切阐释的前提和基础的。至少在我离开耶鲁之前，系里的主导理论还不是后殖民、南亚的“下等人”（Subaltern）理论等在其他地方早已方兴未艾的理论学派。不过，就是在耶鲁，更细微的变化却也已可感，比如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两年里，德语系废除了博士生资格考试里要考拉丁文的要求，而比较文学系减少了对外语语种数量的要求等等。
比较文学自从结束了欧洲中心主义之后，就陷入了存在危机。因为一方面，从学理上说，放弃了印欧语系的语言基础和希伯来-希腊的文明基础，韦勒克当初建立这个学科的前提就被取消了，另一方面，当世界上所有体质各异的文化和文学都被放在一个平面上时，因出于无知或出于取巧而不顾语言、历史和文明有无关联性、不去面对所谓“语言的存在”（l’être du langue）本身，而只从利益、权利、身体欲望等物质化的理论生发话语，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也就被连根摒弃了。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人们在比较文学学科里复制了几乎所有其他社科学科——精神分析（心理学）、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史学）、新历史主义（经济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理学，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版的这些社科学科在它们各自的原本领域里却几乎毫无影响。文学不仅放弃了原本属于它本质的语言，因邯郸学步的举动而产生画虎类犬的结果，而且把属于它本质的语言和语言的艺术当作霸权集团的特权和奢侈品来批判和抛弃。这种批判和摈弃在数码化时代到来后，更是将文学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韩林教授的职业生涯有幸赶上了比较文学在北美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他学术生涯进入末期，这个黄金时代也在逐渐消失。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不仅仅是学科的内容，而是也体现于学科机构组织与运作的模式。曾几何时，耶鲁比较文学等西方文明核心院系的纳新与运转过程更像是前面提到的伊丽莎白俱乐部那样的，实施的是英国人创造和擅长的非请莫入的俱乐部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有效运转几百年，靠的正是像韩林教授这样的学者兼行政者，他们的睿智、廉耻、公正和果敢是这样的古老学府权威与地位赖以建立的基石。如今职业化到处取代了君子协议制。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兴盛的商学院（MBA）模式如今早已全社会化了，连传统的象牙塔也不能幸免。这种变化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就在我还在耶鲁的时候，在校园里这几个核心人文科系之外的地方，君子协议式的运营原则就已经被大大滥用了。当文化背景迥异、缺乏共同价值观和审美观、奉个人事业成功为人生圭臬而且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们占据和主宰了昔日的最高学府时，就敲响了它精神的丧钟。
今天，在韩林教授离世的十年忌日即将到来之际，低沉的情绪到处弥漫的时候，我想无论为我个人计还是作为社会特别是高教机构中的一员，都不应该沉溺于消极颓唐，我对先师的追思也不能只沉浸于感伤，而是要借这个契机激励自己把韩林教授言传身教给我的赓续光大：虽愧未能致“达”，却仍应以此“兼济”我的同道者，以不辜负先师的栽培和期望。我想，既然“礼”一时失于它一向实行的庙堂，又何不求诸“他乡之日所炙之野”（terras alio calentis sole）呢？这样一想，便感觉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荷尔德林和品达代入一个全异的语言与传统中，恐怕于保存道统更有意义。
夜深人静，灯下写罢这篇追思录的我心情从深切的感伤渐趋平静。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先师的影像显现在眼前，既是一个又是数个，仿佛一个熟悉的复合魂灵，感觉亲密却又一时难以认全。良久，审视中我终于辨认出这个复合的灵魂是由几个我此前只曾魂驰神交的人物组成的：我从中先看到的是书斋里的浮士德博士，再后来出现的似乎是查尔斯·兰姆，最后却是原隰上的李尔王。然而这位最后出现的遭废黜的君王此时并没有高声请求天降暴雨云掷霹雳淹没和焚毁这个忘恩的世界，而是与原本凝视他的我一同悉心聆听仿佛来自天上的娓娓而谈的声音：
既然我们关心的是言语，而言语
又迫使我们去净化部落的方言
并且强制心智要有后见与先见，
那就让我展示留给老年的礼物
好给你一生的努力加一个冠冕。
俄而，幻影和声音倏然消失，我一时低眉，陷入了沉思。此时在灯下铺展在书桌上的，却仍是数日来一直在校改的品达译本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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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亨利·马蒂斯《粉色画室》（1911）。因疫情推迟的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小说般的马蒂斯”近日开展，展览聚焦马蒂斯与文学的关系，以纪念画家150年诞辰，展期为10月21日至2021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