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0年3月，17岁的王伟方在上海参军，加入二十军五九师一七五团。同年11月，他入朝作战，任一七五团重炮连通信员。他在朝鲜参加了二次战役、五次战役，回国时是重炮连电话班班长。
王伟方的母亲王张氏终于等到了三子的消息。
1952年，她收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于当年4月29日签发的一张革命军人证明书，上面写着王淮芳（后更名为王伟方）在1950年11月志愿入朝，是二十军五九师一七五团重炮连的一名电话员。
此时距离王伟方和家中失联已有一年半。1950年3月他刚刚在上海参军，下半年就没了音讯。
母亲夜以继日地为他求平安。在从到上海兵营找人的长子口中隐约得知王伟方很有可能去参加抗美援朝后，1951年12月，她捐出了7.5万元旧币，给志愿军买飞机大炮，这是她当时所有的生活费。
母亲悬着的心放下了——在1952年，收到这张家属通知单意味着她这个打小爱读书、身形瘦小的三子还活着。
那一年他19岁了。
他稚气未脱，却跨过鸭绿江、翻过黄草岭、与汉城遥遥相对。一路上，与他并肩的人越来越少，他拉不动在长津湖的冰寒中凝固的战友，他忘不掉皮肤被汽油弹烧焦的气味，他看着遍地胸口没有番号、没有帽徽的遗体；他找不到，从初始的百余人到只剩下十几人的连队中，那位与他一起参军的好友……
很多年后，王伟方问到访的记者：“我是怎么过来的？”
老战友去美国访问时带回来的一句话令他稍许释怀：“他们（美国人）说，敬佩我们志愿军。”
王伟方的革命军人证明书，范家乐摄
美国人
入朝时，王伟方对美国的概念是“美帝国主义”。
直至行军过了黄草岭，低空盘旋的美国飞机突然开始喊话，朝鲜上空忽而飘下大量美国传单。王伟方记住了其中两张，一张是美国人拍的志愿军披着棉被样子的照片；一张是幅漫画，在破破烂烂的草房子前面有一个凉亭，一个很瘦弱的妇女领着小孩说，“孩子他爸你快回来”；小孩说，“爸爸你快回来”。
王伟方读过书，传单看得他心里生出了一股火气，“这不是说我们如果不回去，要死在朝鲜的意思么。”
压着火气，王伟方发现美军除了火力凶猛、装备精良，物质上两军的差距确是天壤之别。
当时的美军在公路上扎营，王伟方记得清楚，“他们住的是厚厚的棉帐篷，还有睡袋，睡袋里面有羊毛毯。到了五次战役，天气转热，他们还有蚊帐。”
这让入夜在雪地里急行军，白天随便找个地方被子一放就着睡的王伟方感叹，“他们是来打仗的？”。
抗美援朝东线战场位于朝鲜盖马高原，凛冬极寒。长津湖地区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40多度，最深的雪几乎齐胸。重炮连绝大多数战士入朝匆忙，途经沈阳时来不及换装，像王伟方那样，外面穿的是抵御中国南方地区寒冷的大棉衣，里面穿的是夏天的单军装，戴的是大盖帽，脚上穿了一双跑鞋；本来还有袜子，但路一走多，袜子就酥掉了，近乎赤脚在雪地上行走。
王伟方记得深切，行军疲劳，不刷牙不洗澡，身上长了许多虱子，一睡觉就爬出来咬。老兵告诉他这叫“革命虫”，全军从军长到战士每人身上都有，“我睡觉的时候老能听到‘噗’的声音，那是把‘革命虫’抓下来放到嘴里咬再吐掉的声音，反正它们吸我们的血，我们就吃它们。”
这竟然成了极苦中的一点乐趣，美国人的棉帐篷、蚊帐好像也不如打趣“革命虫”能把军心凝在一起。
重炮连抓到过一个美国俘虏，王伟方记得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美国大兵的状态。
美国俘虏年纪很轻，一米八几的个子，是个白人，穿着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冬衣，脸上一副很无所谓的表情。按照规定，连部不能扣留俘虏过长时间，在送往规定地点的卡车上，他问“有没有tobacco（烟草）？”
“我们自己都没有烟抽，我当即用朝鲜语回他没有。”王伟方说，他入朝后跟配给他们连队的翻译待的时间不少，学了一些朝鲜语。美国俘虏大致猜到了意思，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到了五次战役后半程，王伟方不太能看到活生生的美国兵了，更多是丢弃在路边血迹已干的皮夹克，帐篷里吃了一半的罐头，一箱沉甸甸的组合电池……饱受虱子困扰的他和战友们，在美国人的汽油桶下面垫两块木头，烧水，从班长开始洗，彻底清理了一下“革命虫”。
王伟方的参军证明
战友
记忆总会不自觉地屏蔽那些极其残酷的瞬间，但在彼时，牺牲却时刻在发生。
战争的残酷是几个小时前战友们还在谈笑风生，忽而灰飞烟灭。
王伟方回忆起175团团长洪定太，他记得真切，洪团长穿衣服不爱扣扣子，每次见到，手里都点着烟。
“我记得我们洪团长有一天来连部找连长，我是通信员当时刚好在连部，他问我，‘小王，你们连长在不在’；过了一会儿，看到我们连长，他说，‘你把我们的兵带好，不然我找你算账’，连长说，‘我保证’。”
就过了几个小时，突然传来消息，洪团长牺牲了。那是1951年4月，五次战役打响不久。
二次战役时，作为通信员，王伟方负责传达消息以及运送伤员。
连队爬上黄草岭的第一天，连里一个班长冻伤了。
黄草岭又称“德洞关”，位于长白山脉南麓的长津湖地区，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黄草岭，赴战岭是狼林山脉的主峰，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它是一个峡谷，只有一条铁路和一条三级公路通长津湖西到江界，公路两侧是密林掩盖的崇山峻岭，下面万丈深渊。
指导员看王伟方头脑比较灵活，点名希望他把冻伤的班长送下山去。
“我先送他到包扎所，里面的人说‘快下山去，冻伤蔓延很快’。于是我搀扶着他下山，但我们是滑下去的，因为没有路。他冻得手发黑，我跟他说，‘忍一忍，快走’。”他回忆，“后来我听说他截肢了。”
王伟方下山的时候包扎所还是好的，等他再上山，爬到一半，大批炮弹落下来，包扎所被炸了。他闻到汽油弹燃烧皮肤的焦味，听到战友们的叫声，那是把山石都能点燃的汽油弹，把山头削平的火力。爬到山上，一眼看到指导员站在树荫下，“快撤”，他喊。果不其然，半个小时不到，对着树荫的方向，又一轮轰炸而至……
“我们连好多人在行军路上冻死了，你去拉也拉不动。我年轻，又因为是通信员，跑动多，所以活下来了。我们一个连只剩下十几个人，我的战友，跟我一起参军的小何，后来炸死了；班长小李，刚说着话，一转眼人就没了。”
“你会想起他们吗？”记者问。
“我是怎么过来的？”他问记者，更是自问。
年至耄耋，王伟方更愿意叙述鲜活。
他记忆中有入朝前，在20军练兵的山东，老百姓给他们每人做了四张煎饼，半个茶缸装上牙缝里省出来的豆瓣酱，登上火车去北方。有入朝初期，连里找到一头牛，连队每人分了半碗的欣喜若狂，这是一解出了山东后就没吃过肉的嘴馋。还有回国后，母亲颤颤拿出一张捐助志愿军购买武器收据的情景，收据中的7.5万元旧币汇入了铭刻于历史的一组数据，截至1952年5月31日，全国捐款总额达55650.6亿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
王伟方母亲捐助志愿军的收据
后来，王伟方在各种纪录片和文献中，了解了这场战争的数字：志愿军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71万余人，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坦克1492辆、装甲车92辆、汽车7949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火炮4037门……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不止如此，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剪辑：沐多
视频拍摄：王天赐
摄影：范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