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川公园的红枫树
日本东京以寺庙和神社之多闻名，但实地接触之后，这种“多”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想象。在东京街头漫步，走不多远，就能遇上一家或大或小的寺庙、神社，点缀于路边，成为街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或是画龙点睛之笔，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
东京的寺庙、神社之多，自古已然，日本唯美作家永井荷风在上个世纪初曾穿行于当时东京的大街小巷，记录下许多现已消失的、斑斓多姿的旧日风景、市井百态。他把这些记录结集为散文集《晴日木屐》，此作堪称神品，写得深幽隽永、从容闲散、妙趣丛生。
开篇作者即这样介绍自己：“个子比普通人高的我总是穿着晴日木屐拿着蝙蝠伞走路。无论是多么晴朗的天气，不穿晴日木屐拿着蝙蝠伞就无法安心。这是因为我对东京终年多雨的气候完全无法信任的缘故。世间善变的可不只有男人的心、秋日的天空和朝堂的政事。”
第二篇写的就是东京的“淫祠”，也就是非正式的、民间自发建起的小庙，类似于中国以前的野庙，永井对这些街头小庙可谓一往情深：“我喜欢淫祠。从为小巷景色增添风趣这一点来说，淫祠的审美价值远在铜像之上。本所深川的堀割桥边，麻布芝边的陡坡下，繁华街道的仓库之间，又或是有许多寺庙的巷角中，总是竖立着小小的祠碑，还有暴露于风吹日晒之中的地藏菩萨，即使今天还会有人在上面挂上绘马匾，放上供奉用的毛巾，或是点上线香。”永井欣赏古人这种带点原始色彩的认真和虔诚。因为“在这种既没有逻辑可言，又没有道理可辩的愚昧之中，仔细想来带着一种伤感，使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微妙心境”。
遥想百余年前的鲁迅，曾在东京街头徜徉，目光不时为这些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寺庙所吸引，也因此会对精神与信仰的关联产生直观的了解。我曾和朋友寻访过鲁迅留在东京的唯一的遗迹，他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公寓。这个公寓离东京大学不远，在他之前还被夏目漱石租住过，应该说是一个很有点故事的地方。不过很令人失望，我们从东大的那个古朴典雅的大红门“赤门”出来（此门来历非凡，原为加贺藩的御守殿门），靠着手机导航，走了好一阵儿，才找到地方，但目的地竖立着一个公交车站式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夏目漱石·鲁迅旧居跡”，也就是说经过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一九四五年的东京大轰炸，这所曾被鲁迅和同住者命名为“伍舍”的大房子已经走完成、住、坏、空的历程，尘归尘、土归土，复归于无了。
在寻找鲁迅故居的路途中，我们经过了一家面积不大，但颇为肃穆、雅静的寺院，院里有法相庄严的佛像、莲花、古松，浴佛的水槽和木制的舀子，一切都那么光整有序、井井有条。寺庙里的僧人见了来人，并不迎接、过问，好像视若不见，仍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情。日本的寺院里往往有大片的墓园。我曾对杂处于居民区的星罗棋布的墓园感到好奇，因为中国人对于死亡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往往把墓园建在人迹稀少之处，好像有意让大家把死亡这事忘掉，以免让其大煞风景。因此我对日本人敢于正视死亡的勇气还是有几分佩服的，因此曾向一位熟悉的日本教授感叹：“贵国人的心可真大！居民区有这么多墓园，大家都这么坦然地与鬼为邻，把死当成生的一部分接受下来，真是难得的旷达！”那位教授朋友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还好吧，日本人在这方面确实挺突出……不过靠近墓园的房子，价格还是会受影响的。”
江户川公园芭蕉庵的夜寒碑
我在东京经常去散步的地方还是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江户川公园和椿山庄等地。江户川公园有一个非常僻静而雅致的小庙——芭蕉庵，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庵位于江边，去那里要沿阶而下、穿过一条林间小径才能抵达，因此游客不多。庵中有庵舍、枫树、古松、池塘，硕大的锦鲤游弋水中，可谓悠游自在。庵中竖立的一个诗碑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块碑名“夜寒碑”，刻着一首写于1753年的日本俳句，我请一位精通日文的朋友帮着翻译了一下：“两夜鸣啼 一夜为寒冷的蟋蟀。”诗碑刻的是汉字，但已漫漶难识，开首两句是“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无以异矣”，可视为对此俳句的点题阐发，所谓两夜鸣啼，“一夜”是因为秋寒透骨而被冻醒的诗人，“一夜”是同样为秋寒所冻在林下哀哀鸣啼的蟋蟀；俳句把被夜寒冻醒的人和同样境遇中的蟋蟀并列连接起来，由此就达到了一种万物一体、同体大悲的悲悯之境，这也正是古人所言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人生三界。回程之中，拾阶而上，小径幽深、落叶纷飞、鸟鸣于山、鱼跃于水，此情此景、如此甜蜜又如此哀伤，令人想起小津安二郎说的一句话：“我讲的不是故事，我讲的是轮回和无常。”这大概比较接近于日本文学所特有的侘寂、幽玄之境了。借松尾芭蕉俳句结尾：“古池塘，青蛙跳入水中央，一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