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防疫进入常态化阶段的当下，人们可以在多花几分钟接受扫码、测温后，安心步入剧场，在欣赏舞台艺术的同时感知安全环境的慰藉，提升战胜病毒的信心。若是抗疫题材作品，则更是如此——戏曲、话剧、音乐剧，将其喻为一支支“文化疫苗”或“精神疫苗”当不为过。
上海评弹团最近推出的“评弹剧”《医圣》，正是这样一支“疫苗”，且是在艺术形式上较为特殊的一支“疫苗”。该“剧”分四个回目讲述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的故事，题材和主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即场刊中写的：“新冠病毒尚未消灭，我们需要更多的‘张仲景’；疫情未来还会发作，我们更不能忘记古代的张仲景。”
张仲景确是一个文艺创作以古援今的好人物、好题材。但更令人眼神集中和印象深刻的，是“评弹剧”三字及其舞台呈现，远远溢出了传统评弹的演法。《医圣》采用导演制，全面引进戏剧的服装、化妆、道具、音乐以及舞美、灯光设置，更安排了戏剧情景表演和少量多媒体，呈现了阵容齐全的“戏剧相”。
《医圣》对评弹与戏剧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审慎。序幕和尾声本是戏剧惯用的结构，《医圣》则完全采用了苏州评话来表现。全部四回书中，弹词表演始终占据主体，流派风格充分展现，演出格局没有变异，而布景设置、情景演出和服化道具等，只起到烘托、渲染的辅助作用，对评弹演员的发挥并无太大影响，更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本属于戏剧舞台的空间，似有“舞台书场”之感。不过，当书场变成剧场，毕竟有问题冒现，包括评弹演员的“场气”受到了压缩，服装的限制、道具的增加使“角色跳动”的自由度受到了削弱……总之，属于戏剧的审美感受会对评弹的审美效果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或压制作用。最重要的是将来。将来的评弹是否会为“整体戏剧”做更大的“牺牲”，包括减少说唱、增多道具、强化肢体动作，也包括减少即兴发挥、取消评论互动？上述这些，在将来的“评弹剧”中所占成分几何、成色几分，关系到评弹传统美学的守正与创新。笔者认为，对优秀“非遗”的“双创”，前提必须是对其本体属性的“守正”，对其创作规律的尊重，才有可能完成科学的、正确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否则技艺必将走向本体的边缘，文化必将趋于同质的单一，这便离开“转化与发展”的正道，而误入“变形和异化”的歧途了。
近年来，上海评弹团综合运用艺术思维、市场思维、主旋律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在书目原创、演出形式、推广手段等各方面积极探索，《四大美人》《林徽因》《繁花》等具有新审美体验的原创书目从书场走进了剧场，由线下传到了线上，将听众发展成观众，收获了良好的创作体验与社会反响。然而，像《医圣》这样采取导演中心制，全面引进戏剧元素的作品，比起前作显然又大大跨进了一步。然而综上所述，《医圣》依然还是评弹，将《医圣》视为一次从传统评弹向当代评弹的“双创”尝试，而非一次从评弹向戏剧的“双创”尝试，是较为客观的判断。
当代评弹艺术，正进行着一场内容源于新时代、形式源于互联网，既深刻又鲜明、既迅捷又漫长的大革新。“评弹剧”的出世，显然是这场大革新的信号和尖兵。在交替、转换的关键阶段，大胆和审慎同样必要，坚持和灵活同时必须。笔者认为，“评弹剧”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目前更适合原创书目及其演出，并与传统书目演出“双轨”并行。也就是说，“非遗”书目按传统形式演出，原创书目则或以传统、或以创新、或以新旧交织形式演绎，如此既可确保评弹本体属性及魅力，又能提供多样审美能效及选择，从而使评弹在强者如林、新秀如花的当代舞台艺术品种中，获得更大更广的时空。
从实质看，“双创”必是一种由内而外驱动的“本能”。
与戏剧一样，评弹“双创”的内驱力首先是由文本提供的。目前，仅凭《医圣》一部，恐难以对“评弹剧”也即评弹“双创”的性质及程度作出精准的判断。评弹有必要先在书目的多样性上多开拓，除主流题材外，还可在言情、武侠、金融、人物传奇、都市怪谈等多条线路进取，继而考虑在呈现的多样性上有作为。总之，新的文本来源既能为评弹开疆拓土，又可在实践中正误纠偏，使评弹在主创和受众的合力下保持活力、释放魅力，始终走在基本正确的道路上。
有一个文化现象，普遍而耐人寻味——对包括评弹在内的“非遗”的未来，人们一般很有信心；对包括“评弹剧”在内的“双创”的命运，人们似乎缺乏把握。这是正常的现象。信心和疑虑，恰是目标与努力的对应之所在。若一定要对“评弹剧”做预判，我们不妨可以相似的历史试着“脑补”一下——那便是滑稽戏。上世纪40年代初，在作为戏剧的文明戏与作为曲艺的独角戏的综合作用下，滑稽戏应运而生，成为一个可以运用独角戏节目、使用独角戏套路、采用独角戏演员的新剧种。独角戏与滑稽戏，一个曲艺、一个戏剧，尽管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艺术品类，却都属于“滑稽”的大范畴，既有历史渊源，又有血肉联系，滑稽戏从独角戏获得了大量创演资源，独角戏因滑稽戏获得了新的增长时空。评弹和“评弹剧”会不会重演，来个“惊人的相似”？恐怕唯有时间才会给出最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