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这位有着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在生前就密切关注中国，而在托翁作品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过程中，俄语翻译家草婴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曾花费20年独自译出400万字《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力求将文学泰斗笔下的苦难意识、人道主义，展现于广大读者眼前。而他翻译的托尔斯泰，被称颂中译文干净、简练、不拖沓、有韵味，读草婴的译文感觉“就像在读托尔斯泰原著”。连著名作家冯骥才曾由衷感慨：“他叫我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在草婴先生逝世5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携精装纪念版《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走进上海“最高书店”上海之巅读书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作家孙甘露、诗人赵丽宏、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围谈，草婴外孙张盛海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认为这一版本非常符合草婴先生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尊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草婴原名盛峻峰，从15岁开始跟随上海的俄国侨民学习俄语，后得到恩师姜椿芳的指引，迅速提高了俄语水平迅，进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大量翻译实践为他成长为一代翻译大师奠定了坚实语言基础。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翻译的《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广大读者争相传阅。1956年，当时的文坛新秀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让他的男一号林震以《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女一号娜斯嘉为偶像，直接喊话“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
1989年伏案工作的草婴
草婴坚持“艺术为人生”的信条，有意识地选择感情丰沛、发人深省的作品作为翻译对象。他在青年时期就拜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书中的人物形象、独特结构、人道主义思想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坚持每天翻译千字，不贪多，不求快，以高质量地传神表达为本。草婴严谨的翻译态度在翻译界有口皆碑。一般翻译一本书，他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懂弄清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甚至做卡片。
比如，为了让自己完全沉浸在托翁构筑的人物世界里，他将《战争与和平》出现的所有559位人物梳理成559张卡片，将每个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他本人就像导演一样，今天谁出场，要翻译哪一段，每个出场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都烂熟于心。因为他期待用译笔传递经典的深邃与美妙，培养人和人之间美好的感情。
“毕业后，我到《萌芽》当编辑，有位同事盛姗姗，后来知道她是草婴的女儿。有一天她跟我讲，她爸爸在翻托尔斯泰全集，当时还难以置信，把千万字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啊？”赵丽宏追忆说，他印象中的草婴先生，说话慢声细语，瘦小的身躯里却隐藏了巨大能量，堪称“桥梁”和“脊梁”。他记得十几年前和草婴参加画展活动，结束后一位中年妇女读者拿着一本《复活》请草婴签名，连身道谢：“草婴老师谢谢你！把托尔斯泰的书翻译给我们看。”
草婴曾直言，译者不是“传声筒”，也不是“翻译机器”，文学翻译更需要感情共鸣，只有感情被打动了，才能融入原著氛围中。
孙甘露举了个例子，文学作品的翻译确实很微妙，以前上海作家陈村写过一篇文章，比较过草婴和周扬的译本，一个说安娜“孩子般地哭了”，一个说安娜“天真地哭了”。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个人，她会天真地哭吗？还是“孩子般地哭”更准确？“我不是比较准确和优劣，翻译这个事情见仁见智。我觉得这个差异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帮助我们更准确、更深入、更丰富理 解作品。”
草婴喜欢艺术，常常说艺术都是想通的。他喜欢古典音乐，而且和列夫·托尔斯泰一样，都喜欢柴科夫斯基。晚饭后他常常听听唱片，完成一段翻译后他会大声朗读，有时还请专业的播音朗读，以求译文文字通顺、节奏适合。家里有大小不等的人物或动物塑像，他翻译的人物形象立体可感，仿佛就在眼前，或许与他长期细致地观察这些塑像有一定关系。
从1852年发表处女作《童年》至离开人世，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持续58年。草婴从1964年出版译著《高加索故事》至1977年出版12卷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将约三分之一的生命献给了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事业。
不少专家也谈到，巴金在晚年多次表达对列夫·托尔斯泰其人其书的欣赏，他很关心和支持草婴的翻译工作，把自己的藏书借给草婴参考，草婴在翻译俄语原著的同时，也参考了世界公认的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