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探望那台千吨机。它不在老闵行了。这样一台硕大机器，发出巨大轰响，城里不再有它位置，吵人，影响静谧环境，所以，被梯度转移到乡下，去金山，一个周围有宽阔绿野的处所。
只是和一个旧物重逢，内心就被冲撞撼动——在一座高厂房里，在远处便听到它的隆隆滚雷声，与盐官观潮相似：涌潮发天际，雷鸣奔近来，心遂逐浪高。到千吨机边，观者被要求戴耳塞，保护耳鼓。我不戴，我要倾听它的真实声音，原始的放肆吼叫。它乌黑的庞大身躯，约四层楼高，六十多吨重，左右一对大齿轮，转起来有节奏地空咙哐啷，似在诉说自己的传奇：三十多年，烧灼成红彤彤的大轴承，在这机身上一只只锻压滚过，累积滚过四百多万只。三十多年，它庞大的雄姿屹立不倒，锻压能力不减，屡建殊功。
那天回工厂，有人说起这台千吨机。我惊呼：它还没进工厂历史博物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离厂时，已建造八年的千吨机“初具规模”：在锻工车间西部场地挺身而立，仅基坑就挖了近五米深。千吨机安装的日子，车间头顶的行车密集移动：连着几天几夜，造机的主角大师傅徐，耸着瘦弱的肩背，鼓着腮帮吹响嘴哨，像神气的指挥官，调度吊装巨大的底座、曲轴、滑块、横梁。其诞生，如一部大的文学作品，而书写作品的人，“作家”的名分没有的——大师傅徐无任何技术职称，但旷世作品愣是出来了：千吨锻压机啊，前无古人。有人说，此前国内造锻压机的能力和水平，400吨到顶。
而我，其时几乎对这台千吨机视而不见，对大师傅徐也排斥。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个徒弟是我密友，不能按时满师，满师后工资也比别人少两块觉得是奇耻大辱。这事谁做的？师傅做的，嫌徒弟工作拖沓，不钻业务——在不说话不通报的情况下，师傅对自己徒弟“背后下狠手”。徒弟之后坚决离开师傅，不但离开人，还离开厂，从老闵行远走宝钢。那个年代，因为这两块钱，抹不开脸，无法让一个人在此有尊严地立足。他的憎恶，一度也成了我的憎恶。所以，车间主任丁想要我顶这个徒弟的岗位，我一丝不考虑地大声拒绝。
丁之后又为徐找了个“有知识的助手”叶。叶和我一起，会发车间环境落后肮脏的牢骚，还一起吃饭打球，在破旧的车间澡堂里，一起洗去身上乌黑油垢，互相用绞干的湿毛巾搓背。给徐当下手，他立马埋头，不再发牢骚说怪话，一蓬乱发地干活，好像有了使命感：造出千吨机，替换大空气锤，终结危险负重的原始锻打。他们成了绝配，互相满意。
我跟叶讲什么都投机，但说到大师傅徐，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他有真本事。”什么活都自己做，修理机床，自造行车，改空气锤手柄，自造工作母机。扩孔机一开始仿苏式，青岛买回来一台，不合国情，他一摸脑袋，改了机器倾斜度，改被动轮，改得操作的人舒舒服服——想想啊，他只是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啊，天赋加刻苦钻研，让他很早生一头华发。
我满师后，跟了另一位锻工大师傅秦。秦是汽磅榔头上好手，他几乎对什么都看不惯，语言粗俗，骂骂咧咧。因技术高超，总是睥睨一切。我看他在汽锤台上自由王国般锻打拿捏：两根灼红的热铁棒，掌控上下起落的锤击，如节奏多变的音乐，有舒缓，有快速的进行曲，有热烈奔放的打击乐。热铁棒左右前后翻转，变细变长变扁变圆，仅半个多小时，一把玲珑好使乌黑闪亮的铁手钳诞生。秦说这是雕虫小技。再问我，为什么不跟徐而跟他？我说徐造大机器好多年了，车间为他腾出篮球场大的地，至今没竖起个影。我的回答招来秦一顿棒喝：车间北门的工作母机上，没见到正在加工的曲轴大毛坯吗？几吨重的滑块在外厂协作加工，你不知道？丁主任相中你，你不识抬举，“出师没几天，嘴上还没长毛，闲话不要乱讲八讲”。惊我一身汗。后来知道，秦和徐，不仅是一个村出来的“无锡帮”，秦还只服他的“师弟徐”，“他在做大学毕业生不敢做也做不来的事”。那年代讲大学生，胜于今天褒博士后。
锻工车间是个惨烈战场。秦在我读大学前一年，倒在轰鸣灼热的750公斤大空气锤边，一瞬间的事。工友锻打时一个动作失误，碎裂的热锻件从锤台飞出，直插他要害处，一声没哼就倒下。追悼会那天，师弟徐哭师兄秦，那捶胸顿足的痛悔令周围人不忍：千吨机造得慢，来不及替换空气热锻锤，几十年一直贴心贴肺的师兄，竟先走了——便是他的罪。那年，正在调试的千吨机，修了坏，坏了修，补短板，填漏洞，热锻出来的轴承废品一堆堆。自然有刻薄的人说，徐花了厂里多少钱，造出来一坨超级废铜烂铁。
我离开时，千吨机依然在做最后批量生产前的冲刺，完美句号画不上。我进厂八年，第一次，大师傅徐紧握我的手，很用力地晃，“去读大学啊，好好好。你是翔鹰，我们是工厂一辈子的大老粗。”握我的手满是厚茧他就要年过半百了。叶在一边微微讪笑。他不听我劝，在反复权衡后，决定不参加恢复高考后的考试（上海中学毕业的他文理基础都在我之上），说：“我要陪他做完千吨机。”“他”就是用狠劲握我手的人。那一刻，他是胜利者。他不止一次对其他人宣示：矮矬娴静的叶是他身上“连着筋的肉”，一言一行，心领神会；谁也抢不走，他们彼此不分离。
我在走之前，还参加了车间最后一个会，车间主任丁，代表厂领导，奖励了徐一张9英寸黑白电视机购买证，以此激励千吨机“去夺取最后的胜利”。一阵稀落掌声响起。
过去的日子，照见我曾经的浅薄；长长的历史，可以佐证和认定一件事的价值。我几十年后回工厂，才发现，那千吨机，历一代复一代岁月后，依然精神抖擞在服役，工厂的大号轴承由它包打天下：柴油机轴承，铁路轴承，风电轴承，特大型轴承。
“活化石”级别的千吨机，轰隆轰隆响亮了几十年。
机器在，但离去的已远去，留下一堆感怀和沧桑。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除实地探望了这台千吨机外，还去探望了个女人——造千吨机的人已不在了，他女人在。当年我要离开时，已盛传这段不被所有人看好的爱情故事，说大师傅徐，事业不顺却情场得意。他要娶的女人，小他14岁——当年阿琴是个靓丽女人，车间整料班班长，38岁，要嫁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他们都二婚。阿琴把家里煮的红烧肉洋葱炒鳝丝，带到厂，在千吨机旁的攻关小屋，匀出菜给老徐吃，他嗷嗷叫好。据说，阿琴前一个男人，是个不干活的花花公子，后来她找人的条件，就是“闷头干活的聪明人”。她听别人讲徐的坏话就来气——便是另一种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三十多年过去，阿琴已成一个瘦小佝偻的女人，但红红的脸上尚留韵味。阿琴说，老徐能把一台大机器整出来，她则听不懂一句造机器的话，但这绝不影响他们下半辈子的夫妻浓情。大师傅徐四年前离开她时，不届人瑞，也得米寿。再忆及十年前，即将从厂里退休的叶来电，说千吨机已迁徙落户到金山，厂领导恭请他们去做“最后探望”，老徐一口回绝：不见，见了要想起自己一个村的好师兄秦——人老了，禁不住睹物思人。叶怏怏，遂不再联系。令人很痛的巧合，则是叶也在徐离世那年，一场突如其来凶猛的病，摧其早逝。一对师徒，两个功臣，不一样的年龄，携手同逝。至于我，也曾渴望找叶话旧，听他鼓吹千吨机在我离厂后的辉煌和骄傲，却是永远不能了。
那日，阿琴将一本四年前老徐追悼会上的签到簿翻出，一页页给我看，上有一行黑黑楷书：“留得丹心照汗青”。说徐很小时读过私塾，很喜欢这句，远行前，他吃力地一笔一笔写下这几字。她后来就把这句话，挂在他的遗像上方。
而据我所知，莫说青史不留名，就是厂史，也未有徐的姓。
但千吨机，很争气地，还在不息地轰隆轰隆转。
一种肃穆，一种沉重的感恩，从心底油然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