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为她父亲立传，写出了《丁景唐传：播种者的足迹》，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她寄来了电子文稿，希望我为这部传记写一篇序言。但我在去年丁先生仙逝之后已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谈了我对丁先生的印象、评价和怀念。现在再写，难免会有重复，所以我就不谈丁先生，先转而谈谈丁言昭和她新写的这本书稿。
在书稿后记中，言昭回忆了她第一次在贾植芳先生家里见到我的情况，那时候我留校任教不久，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我对这场见面印象不深，大约是先生家里整天接待客人，来来往往很频繁，我也记不住许多陌生人。我的印象里，与言昭相熟是在1984年。那年冬天，我陪同贾先生去徐州参加瞿秋白研究的学术会议，会议是徐州师范学院举办的，那时瞿秋白遭遇的不白之冤已经获得平反，学术界正处于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学术气氛非常浓烈，贾先生在会上做了《瞿秋白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开拓性贡献》的报告，引起热烈反响。然而我是作为先生的助手陪同参会的，没有发言资格。就在这个会上，我认识了几位青年朋友，其中就有丁言昭，还有研究邹韬奋的专家陈挥、在《语文学习》当编辑的周忠麟等，后来我们几个就成了30多年的朋友圈子。平时交往不多，但彼此的写作活动都是互相关注的。丁言昭是上海木偶剧团编剧，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现代文学，利用业余时间撰写萧红和关露的传记。
后来她就沿着女作家传记写作一路写下去，先后完成了安娥、丁玲、林徽因等人的传记，也写了一些社会名媛如陆小曼、王映霞的文学传记，其中有两本经我推荐到台湾出版，在海外也有影响。我比较看重的是《丁玲传》，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叫做《在男人的世界里》，讨论了“一个中国伟大的女性如何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奋斗、受难、渴望和追求”，作者把丁玲比喻为一头矫健的花豹，“腾跃在这个男人社会的群峰之巅”。有关丁玲的传记研究很多，但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来阐释丁玲一生的悲剧，丁言昭是独具慧眼的。这本传记在两岸出了好几个版本，值得研究者重视。
丁先生培养了一双儿女，都活跃在学术领域。哲嗣言模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左翼文艺社团研究，文采斐然；言昭在作家传记、木偶史研究以及散文创作等领域也自呈风骚，为丁先生立传实在是非她莫属。这部传记的形成过程及其书写形式都比较独特。它起先是一部自传，据作者在后记里交代，1998年就开始写作，当初的写作形式是口述自传，丁先生口述，丁言昭笔录整理，并在一家小报上连载。自传写到第七章，刚刚进入抗战岁月，丁先生的政治生涯即将拉开序幕，然而丁先生却中断了口述。根据丁言昭的解释，父亲顾虑的是一段历史的回忆，怕有忌讳。事实上也确有忌讳。但历史是绕不过去的。丁先生中断了的历史，在他身后由他女儿接着写了下去。但丁言昭也不是单纯写父亲的传记，她把自己在父亲指导下从事作家研究的过程也写了进去，好像是在她的自传中带出了父亲故事。所以在传记的后半部分，晚年丁景唐与朋友们的交往过程，加入了女儿的直接参与和写作，整个叙述画面呈现出斑斓多彩的景象。如关于王映霞、关露、梅娘等人际关系的描写都是如此。这不仅丰富了丁先生晚年生活场景，也通过这一家人的血缘传承展示了更为深刻的文化传承。
我与丁先生也算是忘年交了。在丁先生的晚年，我经常去他老旧的弄堂房子和堂皇的华东医院病房里，看望他，有时也在他身边吃饭。丁先生身边的朋友，我多半也认识，其中有的还成为我的好朋友。譬如王观泉先生。关于王观泉，这本传记里也有专章描述，读来令人唏嘘，同时也满足了我心中一直存在的好奇：丁先生为人拘谨，又长期在文化领域担纲领导工作，我的印象里他的思想属于比较正统的一类；而王观泉先生思想尖锐，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学术上充满活力，思想上处处能有碰撞火花，他潜心研究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等党史人物，在中共党史研究和国际共运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我眼里，王观泉最有分量的著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和《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可以代表这个领域里最高的思想水平和最无禁忌的学术成果。丁先生和王先生，从性格为人到思想观点，似乎是风马牛，可是他们感情非常投合。王观泉始终感恩丁先生是他的引路人，丁先生对于王先生的口无遮拦也总是抱着善意的理解。王先生作为一名探索性的战士苦斗不已，傲然独立，但在感情深处又非常需要像丁先生那样的父亲般的精神导师来呵护，所以在王先生晚年病重之时，他一再想住进华东医院，与丁先生同住一个病房。从王先生对丁先生的精神依恋上，可以感受到丁先生谦谦君子的精神魅力。我在晚上灯下读到这个章节，双眼里禁不住噙满泪水。
应该说，这部传记是在传主生前的主动配合下进行的，作者又是传主晚年生活的具体参与者和直系亲属，所以在细节的真实性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丁先生前半生的传记故事可以为现代文学史的某些阶段补充相关史料，我指的是1940年代上海沦陷区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文艺活动，丁先生本来从事地下党的政治活动，但因为他喜爱文艺，又是个天才的编辑人才，他在担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和文委工作时，自然而然把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结合在一起，积极影响到社会上的文学青年，对正在追求进步的青年作者具有直接的提携作用。关于这一点，我过去与言昭合作撰写的《希望之孕——记丁景唐编辑生涯五十年（1938－1988）》一文里有过论述，现在这本传记对传主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活动有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值得细细品嚼。此外，丁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主持出版工作，他影印1930年代左翼文艺期刊以及晚年倡议和推动编辑出版五套百册《中国新文学大系》工程，都是出版史上功不可没的大壮举，造福于后人的文化建设。
总结丁景唐先生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老干部，其次才是一个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编辑出版岗位上的真正懂行的专家。他在工作实践上把这两种身份结合得很自然，很融洽，从实际意义上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丁言昭为父亲写了这部传记，我想老丁在天之灵会满意的，老丁的亲朋好友也一定会满意的，但更希望，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某种启发，感到真正的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