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的情报，由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破译高手保障。虽然这些高手一时还破译不了川军内部和滇军内部的密码，但对蒋介石中央军的密码则烂熟于心了。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下时，敌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主力跟追而下，如果不能引开这两部敌军，中央红军将被迫在乌江北岸背水与敌决战，而中央红军则经不起这种不利的决战。据《红军机要科长曹祥仁》一书记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二局局长曾希圣建议，利用我掌握敌中央军密码和熟悉敌之电文格式，伪装成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语气，电令周浑元、吴奇伟改变南下追击路线。此计果然奏效，让中央红军争取到一天渡江时间，不仅顺利南渡乌江，而且把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甩在乌江北岸。
1935年5月4日，红军准备横渡金沙江时，敌军万耀煌师已接近红军，如果此时进攻红军，红军就有被敌军截断的危险。关键时刻，军委二局破译了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万耀煌为保存自己实力，明明发现了红军，却向蒋介石谎称没有发现，并决定原地休整。中革军委据此命令全军集中由皎平渡过江，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在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期间，发生了军委二局工作人员陈仲山掉队被俘的事件。5月2日下午，在贵阳督促各路军队追剿中央红军的蒋介石，接到了一份由云南军阀龙云发给他的电报，“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瞭，知所趋避”。
蒋介石收到电报后，十分震怒，称“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为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为防红军侦破，遂令各部改换密码。
蒋介石和龙云、薛岳等高级将领的通讯中，还算是较好地执行了这一命令，全部启用了新的密码，甚至在一个电报中使用不同的密码。如5月6日，龙云在致蒋介石、贺国光的电报中使用了不同的“吭密”和“舟密”；5月21日，刘文辉在致龙云电报中使用了“力密”和“春密”。在无线电报中，除了使用新密码，他们还开始使用代号，以替代原来电报中使用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如蒋介石的代号为“和”、龙云为“谦”、薛岳为“切”、孙渡为“火”、吴其伟为“蔼”、周浑元为“规”等。但处在追堵一线的国民党部队却根本没有办法落实蒋介石的命令，他们仍旧在使用原发的旧密码本，这样一来，蒋介石更换密码本的命令就成了废纸。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这样评价过：
《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红军过了金沙江后，仅20天时间，就兵临泸定县，飞夺泸定桥。
今天回顾长征中的电文，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四渡赤水，还是巧渡金沙江，或是强渡大渡河，中革军委向各军团下达的命令，敌情通报都总是一清二楚。
《孙子兵法》说“形人而我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故能为敌之司命”。战场上红军对敌情的了解单向透明，国民党军却无法了解红军的情报。
红军长征中从来没有中过一次国民党的埋伏，这是为何？原来，奥秘在于红军的电报加密方式很先进。
红军的密码，国民党无法破译。
红军当时使用的是称为“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是周恩来最早编制的，周恩来做秘密工作时曾化名为“伍豪”，所以在红军中称为“豪密”。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给对手以分析的机会，从而保证了无线电报的安全，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
蒋介石也想破译红军的电报，1933年春他亲自命令国民党的通讯专家黄季弼侦译红军密电。黄季弼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向他汇报：“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
来源：本文摘自《胜利密码：解放军战力之谜》，刘波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