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日俄战争的朴茨茅斯和会上，罗斯福总统将谢尔盖·威特介绍给日本的首席代表，罗曼·罗森站在谢尔盖·威特后方。
与以往从英美角度解读不同，利芬反对将“一战”的主要矛盾视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与法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认为这场战争的首要性质是东欧的冲突,只有从俄国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某种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决于乌克兰的命运。”此话看似历史学家凑新闻热点的“胡扯”，却是多米尼克·利芬于2013年11月13日在剑桥三一学院演讲时的开场白，彼时，距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还远着呢。
利芬认为，没有乌克兰的人口、工业和农业，20世纪初的俄国就不再是大国。那么，德国完全有可能在欧洲确立霸权。从俄国立场看，新兴民族中乌克兰人的运动是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1918年3月，俄国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结束了“一战”的东线战事，俄国一度失去乌克兰，被迫承认乌克兰是原则上的独立国家、实际上的德国“卫星国”。如果此条约体系得以维系，德国只需在西部战线取得平局，加上俄国的衰落以及对东欧的统治，就足以确立柏林的欧陆霸权。然而相反，协约国在西线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德国在东部建立帝国的希望。实际上，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核心问题，正是牵涉了乌克兰、巴尔干半岛的东欧问题。
俄国视角的“一战”史
苏联时代的研究认为，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大国争夺殖民地市场、原料和投资地点的帝国主义战争。利芬不赞成争夺殖民地一说，但他认为“一战”与帝国和帝国主义存在莫大关系。在那个时代，帝国是具有特殊属性的大国，这些属性包括统治广袤的领土和诸多民族，且未取得这些民族的明确同意。帝国主义乃是支持创造、扩张和维系帝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策。1900年，帝国在欧洲人中的重要性远超之前时代，它不仅被视为衡量一国未来国力的尺度，更被普遍认为，胜利的帝国主义既是一国阳刚气概的标志，也表明它在达尔文式竞争世界中生存振兴的能力。
利芬的专著《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解释了俄国的外交政策、战争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基于一系列新史料，利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解释。他试图将1914年的国际危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场东欧的冲突导致的战争，围绕着的关键问题是帝国与民族主义、地缘政治与身份，它们是所有20世纪世界历史的核心。
▲《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英]多米尼克·利芬著，苏然、王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不同于以往从英美角度解读，利芬反对将“一战”的主要矛盾视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与法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矛盾并非战争爆发的首要原因。他认为这场战争的首要性质是东欧的冲突，只有从俄国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由此，此书赋予俄国应有的地位即“一战”史的最中心，它既可被视为“一战”的俄国史，也可说是俄国革命的国际史。
帝国主义俄国的核心利益
利芬指出，从战前到“一战”期间，俄国的帝国主义核心外交利益始终是：趁奥斯曼帝国的缓慢垮台之机，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赢得最重要的商贸和舰队的地中海出海口。
在那个年代，英国占领埃及，确保对苏伊士运河的掌控；美国夺取巴拿马地峡，从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关键性的战略和商业要道。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俄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苏伊士运河对英国、巴拿马地峡对美国的重要性。
那个时代，民族主义交缠着帝国主义的野心，人们普遍认为战争难以避免，只有军事威慑才能维持和平。20世纪的英美同盟不只关注权力政治和共享地缘政治利益，同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其共同的战略利益同一致的伦理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也利用了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与生物学阐释。
同样，德奥同盟也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伦理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建立的。德裔奥地利人是哈布斯堡帝国内最强大的民族，他们认为同柏林的结盟不仅可抵御来自君主国外部，还可抵御来自君主国内部的斯拉夫人的威胁。
被维也纳视为居住在半殖民地外延的斯拉夫人，却在俄国找到了强大的保护者。俄国人往往认为这些斯拉夫人和自己拥有共同的文化，多半会对他们所受的屈辱感同身受。俄国企图联合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打造斯拉夫主义，使之成为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必要联盟。俄国上层阶级认为，帝国之所以强大光荣，恰恰是因为它与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一样体现了核心民族的民族精神，并给予俄罗斯民族重要的全球和历史影响力。
“一战”前的俄国决策者鹰派占主导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这既是其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是其东亚战略的彻底失败。战争耗费22.5亿卢布，相当于俄国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在追求帝国“荣耀”过程中招致的屈辱还引发了国内革命，导致财政收入下跌，私人存款外逃。
1905年10月，为平息国内混乱状态与安抚政敌，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承诺颁行宪法并建立议会（杜马）。俄国1906年的宪法效法德意志宪法，君主与内阁保留主权和执行权，对外政策完全不受杜马干涉，外交大臣只对君主负责。
“一战”前，沙皇尼古拉二世肩负俄罗斯帝国的使命感，不信任官僚集团，认为自己才是俄国人民以及巴尔干斯拉夫和东正教社区的保护人，且同样将占有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俄国必不可缺的发展规划。
▲“一战”时期沙皇在检阅军队。
俄国上层外交官员对东欧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官方占主导地位的是伊兹沃利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他们主张维护俄国的大国地位，支援巴尔干斯拉夫人对抗奥匈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俄国的核心利益。
以罗曼·罗森为代表的另一派外交官，则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指责这些危险的荒诞言论将导致俄国在不久的将来陷入大陆战争，从而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有利。他们尤其不看好俄国与斯拉夫人的关系。俄国与巴尔干之间的贸易额很小，为了大陆权力均衡而建立的法俄同盟并未促进欧洲和平或给俄国带来利益，而声称保障欧洲均势的英法俄三国同盟和德奥同盟体系，实际上反而导致产生了可能引爆战争的两大武力阵营。
包括罗曼·罗森和谢尔盖·维特在内的鸽派官员务实地相信，俄国正进入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不久将成为富裕国家和全球经济的主角，所以首先应考虑保障一代人的和平，从而使俄国的经济潜能成为现实。只要避免卷入欧洲冲突，维持和平，并开发亚州国土蕴藏着的巨大潜力，未来就属于俄国。
鸽派的观点也许能避免俄国陷入“一战”，但鹰派在俄国上层占据大多数。而且，在帝国主义时代往往以武力捍卫核心利益，因此战备和武装力量是一切对外政策的关键要素。
分析军事力量，俄军在现代科技及其应用知识上都不及德国，且受日俄战争战败的影响，俄军需增加财政补助、更换补给和装备。俄军的战略铁路系统远远落后于德国，火车头数量比德国少40%，货车数量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然而，俄国许多军事家认为，俄国拥有的广袤领土和战争所需的资源，是最能顶住现代战争压力并承受长期战事的大国，而德国出于经济原因则无法支持长期作战，在战事中必须依靠冒险却有决定性的攻势迅速取胜。因此，俄军只要集中精力准备好击退德军的初始攻击，就能取得最终胜利。
尽管后来德军的“施里芬计划”确是如此筹谋，但俄军对于能否顶住现代战争长期压力的预期显然过于乐观，没有考虑其国内的阶级形势。
世界大战是否爆发，在于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
俄国出于安全、利益和身份认同的考虑，最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利芬认为，“一战”主要因利益冲突、恐惧和随着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衰落产生的野心而造成的斗争。这一危机只有俄德联合才能和平解决。“一战”中200万俄国人的丧生并未得到深刻反思，很大程度上由于俄国脱离战争的方式和它被排除在和平协议之外。“一战”后欧洲的国际关系更加不稳固，这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葬送了2000多万苏联人民的生命。
作为历史的后见之明，无论是1914年前俄国对德国积极的威慑战略，还是斯大林主义对德国的“互不侵犯”偏向战略，都导致了意外结局。1914年之前对抗德国的企图，导致战败、革命和内战。1939年与希特勒的交易，最终使俄国处于181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脆弱境地。这表明，选择非常艰难，而且代价巨大。
乌克兰曾经且直到现在对俄国来说都十分重要，但乌克兰不再是欧洲地缘政治的中心，欧洲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一战”前，两大军事集团军备竞赛和军事威慑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今天依靠核武器的巨大威慑力能否阻止政客发动世界大战仍尚在未知之数。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首先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更迭，以及族裔民族主义对特定帝国和植根于帝国的全球秩序威胁加大，这些因素今天依然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