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
《新十批判书》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俞吾金教授的一部遗著，并未完成，好像一份突然中断的遗嘱，留下先生在弥留之际的颤抖心声。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思想方法论的著作，对时下十种观念倾向进行揭露和批判，实则是先生一贯追求启蒙思想的体现，故我更愿意谓之为“启蒙的呐喊”。这里的批判，正如序者吴晓明先生所指出的，非对古代哲人的思想批判，而是对世人、时人陷入庸俗、媚俗、做秀、历史泡沫、文本崇拜、宗教崇拜、科技崇拜等痴妄之态的批判。这种批判是怎样和启蒙精神发生联系的呢？这种批判如果算是作者“我独异于人，而贵求食于母”的情怀释放，这个“母”又是什么呢？
找到人类精神的真正栖息地
全书的出发点依然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生活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俞吾金先生曾称之为“元批判”“去蔽”，以试图找到走出新时代各种意识形态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或者说试图找到我们人类精神的真正栖息地。意识形态研究一直是俞先生研究的特长，从早年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人民出版社，2009再版），到临终未完成的《意识形态星丛》（汪行福、俞吾金、张秀琴等合著，人民出版社，2017），我们都可以捕捉到意识形态研究在俞先生整个研究生涯中的分量和意义。
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石之一是语言之惑：我们必须依靠语言来思考概念和表达命题，于是，只要我们对自己运用的语言和信念（或谓“先入之见”、“思考前提”）还没有进行先行地反思和批判，我们就必定生活在一个与真实生活世界异质的、虚假的语言世界之中。因此哲人必须坚决地告别束缚常人的自然思维，通过不断理性批判，保持清醒的怀疑意识，才有可能逼近生活本身。早在近代笛卡尔那里，通过不断怀疑和反思最后获得一个确定性，即“我思”，把怀疑精神推到思想的前台，这正是启蒙、告别迷信的第一要义，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进步、还是社会伦理价值的追寻，都需要遵循不断怀疑这一法则。
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石之二是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那句话：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现时代的生活状况和生活关系决定着现时代人的意识状况和意识形态，对现代人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从现时代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关系中去寻找线索，探寻出路。俞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明明白白表达的一个思想是，由于在社会学形态学意义上与欧洲启蒙时代（大抵18世纪）具有同时性，即开始进入“物”的依赖性与个人独立的时代，我们既要坚持以市场社会为基础的基本伦理信条，又要汲取当代西方人文批判精神的精髓，这个思想也正是他多年对当代中国价值坐标的追寻结果。
文化批判的艰苦历程
追寻这个价值坐标其实是一个不懈开展文化诊断的艰苦历程：文化激进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等，导致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向度（关于人的情感、价值、权利、异化以及人的解放和人性复归）被忽略，同时，与理想型的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实践主体尚未普遍地建立起来，这些具体国情和文化因素综合起来，证明中国启蒙任务任重而道远。
所以恰当的历史意识在于先行地理解现代生活的本质，理解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客观的价值导向”，这里“客观”的意思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不是某个个别当代人的主观意志、意向或嗜好，而是当代人无一能免地要参与其中，这一价值导向因而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
上述客观的价值导向还只是俞先生倡导的启蒙精神的一部分。在其生前的一篇论文中（《启蒙的缺失与重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四期），他归纳指出了四大启蒙主导性原则：理性法庭、世界袪魅、追求平等、个性自由。而在当下中国现实中，迷信思想的泛滥和宗教观念的蔓延、怀旧意识的流行和传统观念的复魅，无时不在侵蚀着启蒙的机体，重建启蒙的任务依然紧迫，切不可等闲视之。在这个意义上，哲人的批判意识既不是作为“粉丝”去追捧西人绚丽多彩的各种后现代思潮，也不是乡愁式地、眼巴巴地指望回复到过去小农社会，沉浸于各种历史泡沫，以寻求心灵的慰藉，而是要正视现实，清醒地认清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按照启蒙精神的主导性原则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
对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探究
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俞先生把文化诊断、阐发启蒙精神的任务与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的任务有意或无意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笔下，康德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背景或者说马克思作为对康德自由观的继承，逐渐清晰起来。终于在《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复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四期）一文中，他独辟蹊径地提出：承载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载体不是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而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实践唯物主义的宗旨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自由是受制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因而需要通过革命改变这种关系。不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来自康德，受益于康德对“主体”概念的提升，而且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关系概念也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秘密的揭示。
文中俞先生旁征博引，用丰富的思想资料证明：“马克思自己告诉我们，他的哲学思想形成的真实过程如下：先批判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代表作《法哲学原理》，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真正舞台是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只能诉诸政治经济学。于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潜心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光这一个发现，其实就足以振聋发聩，然而这又不是全部。
在对比马克思和康德的过程中，俞先生惊奇地发现，本来康德通过“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区分开“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概念”和“作为自由的因果概念”，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也秉承和维护了这种区分，可是后来的人们却经常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以及人类在这两个不同领域里担当的不同角色，要么把“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概念”错置到本体论领域中去，要么把“作为自由的因果概念”错置到认识论领域中去，从而导致了自由概念的误用和坠落。理论的阐释绝不能以指向人的社会自由的自由概念的坠落为代价，而这种社会自由观恰恰是俞先生呼吁重建启蒙、构建独立主体，批判科学主义、意志主义、工具主义、虚无主义的重要根据。
小结
俞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其实只要把握住“意识形态批判”这条经线，以及“重建启蒙”这条纬线，我们就可以很快把握住他的思想要害。这两条线的联结处，即马克思所提倡的实践观（俞曾经称之为“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后来他干脆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经济哲学”，见俞吾金《作为经济哲学的马克思哲学：兼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命运》，载《中国哲学年鉴》，2011年）。
批判是哲人的事业，是作为“能思想的芦苇”（能思、但是很脆弱）的命定施为，正如俞先生在《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中曾经引用的那句话那样，“谬误和水一样，船分开水，水又在船后立即合拢；精神卓越的人物驱散谬误而为他们自己空出了地位，谬误在这些人物之后也很快地自然地又合拢了。”不过，歌德的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批判总是还要继续下去的根据，这不仅仅因为哲人从来没有放弃普罗米修斯式的救世理想。
《新十批判书》
俞吾金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