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孙家洲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朝嘉道时期，桐城派史学家姚莹曾在《书西域见闻录控准噶尔事后》中写道：“周之成康, 汉之文景, 唐之贞观, 本朝康熙乾隆之间, 天下富庶, 教化洽隆，岂异域殊方所能彷佛者？”此时，中国正处于鸦片战争前页，西方国家不断凌逼，清朝面临内忧外患。
姚莹有感于清朝皇帝和官员不识外情，妄自尊大，提醒他们要向古代盛世学习，了解边情和世界形势。在姚莹的心目中，周朝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以及刚结束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盛世。这一说法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对“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的憧憬，并非始自姚莹，自西汉中期始，已被人们当成理想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周本纪》），文帝时代则是“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本纪》）；班固则在《汉书》中说，“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文帝纪》）。
到了唐代，有关上述两个盛世的论述更加繁多。据王子今在《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印象》的研究，“文景之治”的说法，就出自唐代白居易的笔下。可见，它们已被看作一种理想政治标尺。
不过，关于“成康之治”，由于历史上的记载较少，且叙述夸张，有人认为，它更多地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对三代的想象，毕竟40年不用刑，显然不太可信。但是，“文景之治”的相关论述却颇为详实，《史记》《汉书》等皆有记载。
再加上“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帝制大一统时代之后开创的第一个盛世，对于后世起着典范和标杆作用，因此对于它的了解，有助于洞悉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盛世形成的动因。
孙家洲新著《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可谓近年来少有的将这段历史进行精彩叙述和独到分析的著作。该书以“政治博弈”为中心，揭示文景之治的形成，而并未如历代史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孝文帝个人“恭俭”“贤德”才推动了盛世的出现，而是时势使然，与当时政局的动荡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因此，刘邦不得不用封的方式来对军功受益阶层（李开元语）“论功而分封”，将功臣将领分封到各国。然而，自秦始皇以来所确立的“皇权绝对性”，不允许他人酣睡于卧榻之旁，刘邦继位仅半年，就开始以谋反的名义，与吕氏外戚集团联合，将异姓诸侯王逐一翦除。随后，刘邦决定仿照周制，以血缘关系来巩固政权，即《史记》所谓“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然而，刘邦未想到的是，原本与他同甘共苦的吕氏及其外戚集团开始崛起，又危及到刘氏王权。
因此，孙家洲提出一个新观点，“白马之盟”，即“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规定，并非防范功臣集团，而是制止吕氏称王，避免刘氏统治权受到挑战。不过，此时的刘邦已无精力处理飞速崛起的吕氏外戚集团。据日本学者大庭修考证，“白马之盟”的定立时间为汉高帝十二年三月(《秦汉法制史研究》)。仅仅一个月之后，刘邦突然去世。由此，造成吕氏外戚集团及其刘氏宗室集团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
吕后之子惠帝继位，吕后成为太后。惠帝年轻，生性懦弱，所以实际执政者为吕太后。七年后，惠帝去世，吕太后“临朝称制”，前后长达15年。其间，吕太后大封诸吕，并开始对包括刘邦儿子在内的刘氏诸侯王进行残酷清洗。此时仅存的功臣集团，如陈平、周勃等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隔岸观火。
然而，由于吕后对于刘氏诸侯王的打击过于严厉，尤其是对当时实力最大的齐王拉拢失败，导致齐王在吕后去世后率先打出“诛吕安刘”的旗号，随后开国功臣灌婴临阵倒戈，最终联合同属功臣集团的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消灭了吕氏诸侯，并迎请代王刘恒入继大统，这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齐王和功臣集团为何迎立在“诸吕之役”中并无尺寸之功的代王？孙家洲认为，这也是双方博弈的结果。由于齐王母家“恶戾”，担心吕氏之乱重演，因此否定了齐王的继承资格。迎立代王，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功臣集团认为代王之母薄氏“仁善”以及没有强势的家庭背景。
由此也可理解，为何代王刘恒继位成为汉文帝后，时时表现出贤德的特性。
不过，汉文帝真是天生贤德？并非。孙家洲在书中详述了整肃诛吕功臣、丞相周勃以及压抑齐王及其兄弟的过程。从中，可看到文帝过度的猜忌之心和打击功臣的毒辣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孙家洲注意到齐地在此后几百年里形成的“城阳景王崇拜”（齐王之弟的封号），其实折射出了民间舆论对汉文帝压抑齐王兄弟的抗议情绪。
由于汉文帝只身入宫，在首都没有牢固的政治势力，再加上它继位的理由是母亲“仁善”，因此汉文帝势必要加强继位的合法性，“心怀戒惧之念”“君臣同心求治”，宽徭薄役，废除酷刑，实行黄老之治。朝政的动荡，也让汉文帝君臣形成“过秦”的思潮，防止秦朝短命的悲剧再次上演。
不过，孙家洲在书中关于汉文帝推动文景之治的介绍，尚未进一步剖析汉文帝在宽仁与严苛法律之间的纠结。虽然《汉书》对他的整体评价是“恭俭”，但还是能看到他时常想利用严法，如书中所提到的“惊扰车驾案“，以及冯唐说他“ 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新垣平谋反，汉文帝“复行三族之诛”，就连班固都说“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
因此，如果本书能将结束时间继续后延，分析文帝继位之后的仁德形象与真实想法之间的矛盾，那么这段故事将更加精彩，也更能让读者了解真实的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