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
2020年4月22日，对我来说，是个“最残忍的日子”。这一天，我打开电脑，连接上微信不久，就在群里看到业师谢天振先生去世的坏消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可能？！去年7月在内蒙古民大的“中外民族/族裔文学文化研讨会”上，还见到谢老师，并聆听他关于“创造性叛逆”的本意与误释的主旨发言呢。会议期间，他谈笑风生，精神很好；他的发言深入浅出，思路清晰，大家听了都感觉十分受益，对他创立的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关键词之一“创造性叛逆”也有了更精准的把握。听说谢老师返回上海后，又忙开了各种与中比、与译介学有关的计划、书稿外译、会议策划等，一如既往地，有条不紊地。怎么可能就这样匆匆远行了呢？然而，微信群内，公众号里，接着是媒体上，谢老师的同辈友人、同行、学生的各种悼念，让我无奈只能接受谢老师已然远去的残酷现实。当晚，明建兄从上海打来电话，我们一起痛悼，一起追思。之后，我一夜无眠。看着书架上谢老师给我的一排赠书，望见他有一年刚从俄罗斯访问回国后来南京时带给我儿子的俄罗斯套娃，想到他给我妻子——他一直亲切地称她“小张”——带过Chanel ，想到他把我领进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研究之门，并热心指导和帮助我的赛珍珠研究，想到他对我取得的些许成绩给予的鼓励和肯定，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眼睛，记忆的闸门随之打开。肯定是一种缘分吧，1985年，“烟花三月下扬州”，我顺便逛了书店，在那里看到《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当即就买了下来。这两天翻开这期我珍藏了35年的刊物，看到当时记下的一段话：“本人念过两年英美文学，近来却自以为应植根于本国灿烂文学，想起‘比较文学’也就十分自然了。然两种文学连皮毛尚不甚了了，怎能比较？不免诚惶诚恐。只是作为一种学习，似亦无妨，倒感觉有所心安了。”买这本期刊的时候，哪里料到，两年之后竟然见到了当年刚留校即受命负责筹办这本公开出版的比较文学杂志的谢天振老师，而我选的第一门比较文学课程就是谢老师开的。当年，谢老师刚四十出头，年富力强，精神抖擞。正式上课前，他就讲起这本刊物，也给我们传阅了他带来的学界朋友赠送给他的有关比较文学的书籍签名本，如今天还记得的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等，让我们好生羡慕，也一下就被带进了比较文学学习和研究的氛围之中，他的那片事业心，他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那股热情，也强烈地感染了我们每一名选课的同学。我研究生阶段虽然学的英美文学，但因为谢老师的缘故，对比较文学也很感兴趣。当时中国比较文学正处于复兴期，上海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贾植芳、廖鸿钧等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谢老师除了给我们开比较文学导论课，上外、复旦和上海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的比较文学活动和会议，他都会推荐和介绍我们参加。我就参加过谢老师组织的上外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很多学术沙龙和活动，包括李达三先生的讲座、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年会等，因此很快就对比较文学理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有了一些实际的体会，也因此结识了为数不少的学者，包括后来对我的赛珍珠研究非常支持、并热情加盟其中的周锡山、朱希祥等先生。
谢老师不仅为我们讲授比较文学原理，带领我们参加比较文学学术研讨，而且指导我们撰写学术论文。课上，谢老师在自己讲解外，还组织我们研讨，培养我们的比较思维；课下，他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仔细批改我们提交的课程论文，肯定它们好的方面，也一一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明确的修改建议和方案，更叫人难忘的是，他还推荐这些论文适合发表的刊物。于是，包括我的课程论文在内的多篇论文经认真修改很快就发表出来。对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研究生来说，那可真是莫大的鼓励啊。读完硕士回到原镇江师专之后，我和谢老师一直保持联系，通过书信，也通过电话；仗着和老师越来越熟悉，有时候，我也不管不顾，只要有专业方面的问题，就打电话过去，谢老师总是很耐心地帮我解答；有时他非常忙，过段时间回我的信的时候，还不忘加上一句：“未及时回信，并不是冷落你。”凡此均让我感到冬天里的温暖。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将会议信息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会议也很多，但会议信息远没有现在这样通过各种渠道广而告之），或推荐我参加。他知道我参加了镇江举行的全国首次赛珍珠文学创作研讨会之后打算继续这一研究，感到非常高兴，也认为这是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好题目，就一直鼓励我，在得知南京大学张子清先生他们在筹备赛珍珠学术研讨会后，便把我介绍过去。谢老师知道我一心希望随他做比较文学和译学研究，他也很愿意带我，但在上外翻译学博士点的申请还需时日的情况下，便热情地为我推荐英美文学导师。巧得很，赛珍珠研究是跨学科的课题。后来，我完成以赛珍珠的跨文化书写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出版国内第一本赛珍珠研究专著，主持《镇江师专学报》（现《江苏大学学报》）赛珍珠研究专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新时期中国赛珍珠研究事业的发展。看到我专注于赛珍珠研究，谢老师说他感到很欣慰。我自1991年投入赛珍珠研究至今，除了得到谢老师的具体指导，也是受益于他常常跟我说的“学术面目要清楚”的研究思路。谢老师特别反对我们的研究东一榔头西一棒，他自己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译介学，“目标”始终如一，出版包括《译介学》在内的一批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同时，他也直接或间接地指导国内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运用译介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事译介学理论和个案研究，推动了这一研究向前的发展，遂使译介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门显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谢老师的名字早就和译介学联系在了一起；学术界谈起译介学，必然就会谈起谢老师，反之亦然。作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他的《译介学导论》将译为英文，呈现在国际同行面前；同时，他和陈思和、宋炳辉两位教授联袂主编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不久也将走出国门，进入国际比较文学家的视野，而谢老师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则为其中一种。虽说关于谢老师的学术研究及成就，作为学生和后辈的我，何敢赞一词，但是我深深感到了他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影响，尽管距离老师的要求还很远。在与谢老师30多年的交往中，我切实地感觉到，谢老师既极其严格，又十分宽容，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就在我一直埋头于赛珍珠研究、并初步确立比较清楚的学术面目之际，2003年，一次偶然的计划，我开始翻译苏珊·桑塔格的著作。巧得很，译好这位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恩主》之后，我幸运地获得了去美国宾夕法尼亚英文系做高访的机会。期间，我去桑塔格在纽约曼哈顿的寓所拜访了她。桑塔格很感谢我翻译她的作品，还希望我以后更多地将她的作品特别是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
2019年本文作者与谢天振先生（左）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开会合影
我将桑塔格一席话当作一种重托。她是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齐名的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我当时就感到很荣幸能译她的作品，而且她还当面要我译下去。因此，回到南京后，我就一直在翻译桑塔格的著作和传记，同时，我还向上海译文社和译林出版社推荐有关选题，并获得两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长达十六七年的时间里，我已翻译、出版桑塔格著作和传记170余万字，日前刚译完获得2020普利策传记奖的《苏珊·桑塔格大传》（暂名）初稿。由于全心投入其中，虽然我每年仍有赛珍珠研究论文发表，而且还在主持《江苏大学学报》的赛珍珠研究专栏，但翻译桑塔格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分配给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势必少了许多，也因此与谢老师在研讨会上见面的频率降低了。对此，谢老师一方面也因我难以两全而感觉不无遗憾，但另一方面又很支持我译桑塔格，并希望我能在翻译时写出一些有分量的译序等。当他看到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常有译文序跋等文字发表时，他很高兴；而且说，我这类文章也可以给他发在《东方翻译》上的。谢老师的宽容让我很感动。我答应谢老师说，以后若有这类文章，一定请他指导。让我深感遗憾的是，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了解谢老师的朋友谅必知道，他在从事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同时，其实一直是主张翻译研究者最好也做些翻译实践的，他本人就译过大量作品，并主编过《当代名家小说译丛》《黑旋风译丛》等；而且，多年以来，他也在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通俗易懂、却不失学术性的文章，并结集出版，如《海上译谭》《海上杂谈》等。正因为他认为这类学术随笔、学术散文也自有其价值，他并不反对在撰写一本正经的学术论文之外，也写些其实很不容易写的一两千字的“报屁股文章”。由此也可见出天振师的兼容并包的襟怀，他绝不以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一个学者的成果。在谢老师故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T. S. 艾略特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我要说，今年的四月尤其“残忍”，因为疫情，我都未能去上海见上谢老师最后一面，怎不令我伤痛不已！多亏明建兄知道我的心意，代我在谢老师的追悼会上敬献了花圈。同时让我稍感安慰的是，他慷慨送我的十多种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方面的书籍，以及他转送给我的好几套丛书（如《美国文学史论译丛》）都在我书架上，有的就在我的案头；翻阅这一本本书籍，看到谢老师的一个个签名，回看和他的一张张合影照片，走在他来访过的南师大校园里，我真的觉得谢老师虽然远行了，却依然近在我的身边！永远怀念你，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