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1868—1940) , 字鹤卿、孑民, 号鹤庼。浙江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蔡先生一生贯穿对图书和图书馆的挚爱，高度推崇图书馆的教育功能, 为办好我国各类图书馆殚精力竭, 卓著勋劳。
《蔡元培全集》论及图书馆的, 有数十篇之多。1927年夏, 先生亲笔手书关于浙江建设提案中就有“扩充省立图书馆”。1931年3月,得力于汤寿潜之捐款,浙江图书馆大学路总馆竣工，蔡元培亲笔题写浙江图书馆馆名。
▲蔡元培提写馆名的浙江图书馆
扩充馆藏 体恤民情
1930年12月9日，蔡元培先生就浙江图书馆收藏单不庵遗书一事，分别给马叙伦、沈士远、胡适、马衡四位先生写信，提及他收到浙江教育厅长陈布雷先生的来信，告诉他单不庵先生遗书共五十三箱已于本年五月间存入省立图书馆。馆长应开具收据，交原代理人潘尊行君收执。并写信做对应回复等内容。希望收到信的先生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办理此项捐书事宜。
考虑到单不庵先生家人在捐书后“家境异常艰难”，1931年6月10日，蔡元培先生又给浙江图书馆杨立诚馆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他已知悉浙江省立图书馆已将萧山单不庵先生遗书收入馆藏，但同时他亦收到单不庵先生夫人的来信，希望他能转达浙江省立图书馆应允的原一千五百元的书价能否提高到二千元。这本来应是图书馆自行评估定价的，但考虑到单夫人家境艰难，遗书书价将作为他们维持生活的来源，若单先生所捐遗书品相尚可，杨馆长斟酌是否能略微提高书价，帮助单先生遗孀渡过难关。本来捐书一事已经完成，但是先生为单先生遗孀一事，特意写信与杨立诚馆长商量，由此可见先生的高风亮节。
▲蔡元培致浙江图书馆亲笔函
仗义直言 保护书版
1931年12月2号，蔡元培先生了解到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主刘承幹在运输刻印古籍过程中遇到困难，特意写信给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信中提及刘承幹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会员，平时校勘各种国学书籍，只要是公共图书馆或者私人图书馆来信征集书籍，他都慷慨解囊，为书籍流通和文化交流贡献甚多。上个月，刘承幹交由北平文楷斋承刻的《晋书斠注》、《旧五代史》两种书版共三十箱要通过济通转运公司运抵上海。但这些书版在经过天津时，被海关税务司扣留，要按照古玩的标准缴纳印花税等约一千两百元。蔡先生强调新刻书版和古玩性质不同，刘承幹也不是牟利的书商，希望宋子文能告知相关单位，让这些书版能免税通行。新中国成立之后，刘承幹先生将藏书楼连同剩余图书十一万册，杂志三千册，自刻书两万册尽数赠予浙江图书馆，这也验证了蔡先生知人之明，也成就了蔡刘二人之间的一段佳话。
▲蔡元培复杨立诚馆长函
推行阅读 大力襄助
1931年2月19日，蔡元培先生从浙江省立图书馆长杨立诚获悉浙江省立图书馆正在推行读书运动，组织了读书储蓄会、妇女读书会、儿童读书会等读书运动团体，但是缺乏专家指导，于是他写信给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长、组主任，希望研究所能有专家作为名誉指导，推进读书运动。蔡先生希望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长、组主任能够安排专人协助这些组织，撰写相关阅读秩序，并提供各类可供参考的书单。同年4月，蔡先生回复省立图书馆杨馆长，告知他已经将省立图书馆要求协助读书运动的请求告知了中央研究院，并已写信告知各系主任担任阅览指导。各研究所也积极回应，纷纷表示愿意推进读书运动。蔡先生还仔细收集齐各研究所回信寄给杨馆，并且叮嘱他，如果有需要直接和研究所联系就好了。
▲蔡元培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组主任函
书以致用 不必扃藏
蔡元培先生一生都在爱书,读书,教书,著书，主张国民广泛利用图书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实现富国强民。1934年9月1日浙江省立图书馆写信询问蔡先生寄存在省立图书馆的31箱图书是否可以捐赠给图书馆以作为永久收藏。蔡先生接到信后，于当月22日回信表示，这些图书是弟弟的遗物，弟媳表示过段时间需要领会，并不打算捐赠。但是蔡先生在信中也提及扩充馆藏不必拘泥于形式。如果省立图书馆有需求，可以在这些图书保存期间，把这些图书书目列入馆里总目录里，供民众预览。
来源：浙江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