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美国选情依然胶着，在拜登距离白宫一步之遥间，是美国国内进一步恶化的政治分化、社会分裂现象，也由此陡生出更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回应美国总统选举对中美关系影响时指出，保持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
“经贸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何伟文接受文汇记者采访时表示。
旧金山乍暖还寒。
1999年4月，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代表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准备前往旧金山，出席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年会。作为驻旧金山总领馆的商务参赞，何伟文接到一项任务——为李肇星拟写发言稿，要求简短，就一页纸，几百字。
时值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美关系一路跌宕。1997年美国部分政客和媒体恶意渲染中国对美“政治献金”；次年，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无中生有地攻击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
提笔，何伟文想起刚刚在西雅图参加活动时，与驻美使馆商务处一名同事的通话。同事说，华盛顿对华政治气氛冷淡。
怎么写这一页？
他落笔，“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加州对世界出口下降了6%，但对中国出口增长了13%。换言之，中国是加州出口唯一实现增长的地方。”
写毕回复李肇星，“连一页纸都不到。”
“加州和中国的合作，前途光明。” 当晚年会，李肇星话音刚落，台下商界人士掌声雷动。彼时，何伟文并不在现场，但向文汇记者回忆21年前的情景，栩栩如生。
世贸中心协会年会结束两个月，何伟文在硅谷中心圣何塞的一场招待会上见到了对中国历来不大友好的联邦众议员汤姆·坎贝尔。
何伟文告诉坎贝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年上半年硅谷对亚洲出口出现负增长，唯有对中国出口增长50%。”
“他听闻，立刻竖起大拇指，说‘我一定要叫我女儿学中文！’。”何伟文回忆。
这是一个何伟文在很多场合都会讲述的故事，每每讲到“竖起大拇指”这一桥段都会下意识地停顿，而后莞尔。这个细节烙印之深，源于他在驻旧金山和纽约总领事馆担任6年商务参赞期间，切实推进中美地方经济工作后的入微体察——双边关系的根基还是在企业和民间。
历久数十载而弥新。
2019年5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邀请召集全美10多个州的州长、副州长以及经济工作方面的负责人，不分党派，问他们如何从州的角度看待中美贸易。所有的州的与会代表一致表示，支持跟中国贸易。
坚实的数据为与会代表不约而同的支持提供了底气。
20余年间，美国几千家外资企业一直在中国投资。2019年的营业额达7000亿美元，利润达500亿美元，销售利润率在7%左右。
时至今日，言及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何伟文一如21年前拟写发言稿时的言简意赅，“中美经贸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这点未变。”
“‘压舱石’指的是企业之间的贸易，生产和投资上的合作以及技术层面的合作，这些是企业之间的、地方之间的，体现的是经济行为、市场行为，不以政治力量为转移。”他表示。
何伟文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对话何伟文：
上层建筑不可能推翻经济
文汇：中美建交以来，如何看待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何伟文：如果我们把中美经贸放在两国建交41年的历史中看，虽然历经风浪，但依然取得了从未所有过的迅速增长。1979年中美双边贸易只有24亿美元，到了2019年达到5400亿美元，可以说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上没有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像中美贸易这般增长迅速。
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今后40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还会取得更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年的困难，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
细分一下这41年，80年代是中美贸易起步阶段，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是1986年中国申请“复关”，主要是跟美国谈，那时候美国是比较配合的。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到2000年。这个阶段碰到很多问题，93年克林顿上台之初，双边关系陡然骤降，后来逐步恢复；但到了1999年，政治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中美也因此停止了中国入世（WTO）谈判。后来到8月份，美方主动提出希望恢复谈判，我们给出了积极回应，双方才得以继续，并于当年11月15日达成历史性协议。
这期间双方在经贸领域也有很多矛盾，中美之间有三次关于知识产权市和市场准入的谈判，最后都达成了协议。尽管这段时期非常曲折，却是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年代。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6年。这16年继续了90年代继续增长的势头，特别是从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大幅度增长。以致一度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当时设想，如果中国对美投资达到一定的规模比如1500亿，那么中美经贸关系其实就稳定了。但2016年起，中国对美投资急剧下滑。在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对中国各方面的指责较多，但双方因为有各种对话机制，所以总体上尚可管控，经贸也起到了双边关系中“压舱石”的作用。
第四个阶段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后。双方有合作但斗争矛盾持续上升，直至现在。
文汇：如何理解经贸在当前双边关系中的作用？
何伟文：中美经贸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这点没变。从目前来看，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两年有余，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还是增长的。
从贸易的角度看，今年二季度和7月份，中美双边贸易特别是中国对美出口出现回升。如果到年底能够保持这个势头，肯定比去年呈正增长。而仅7月单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了2018年的月平均水平。这说明了双边贸易是一种市场行为、经济行为。
再者，中美产业互补，而且不仅是双边的产业链，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交织性互补。那么在复杂的产业链里面，中国和美国各自是什么地位？1995年世贸组织环绕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心；2015年德国中心淡化；在亚洲，中国中心取代了日本。目前在德美中三个中心中，中国中心最大，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枢纽点，这种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客观事实。
中国进口为美国创造了就业
文汇：美方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宣称要把制造业带回国内。那么贸易逆差是否导致美国丧失了制造业就业？
何伟文：贸易逆差跟美国就业基本上没有关系。
美国贸易逆差最严重的时候是90年代，10年间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从1110亿增加到4240亿，但是制造业就业基本没有减少，因为当时是美国工业生产最好的时候。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逆差减少了800个亿，制造业就业也没有减少，他执政8年失业率反而下降。特朗普上台后，逆差急剧上升，但失业率一度降到47年最低点。
再分行业来看，2018年美国产生贸易逆差的主要六大部门，计算机、电子化工、运输设备、航空飞机机件及零部件、机械电气设备，服装，六大类里逆差减少的只有服装；然后看就业，所有的部门就业都增加了，但只有服装就业减少。
美国失业最严重的时候是在金融危机期间，200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了110万人，但是那年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减少了3126亿。而如今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11%，这和20年前我驻美从事外交工作时的比重相差无几。
所以就业的相关浮动主要是经济周期造成的，特朗普编了一个故事。
根据世贸组织有关研究，就业减少的原因中，贸易占12%的因素，88%源于技术进步。比如航空航天领域，美国从2012到2017年，顺差从703亿增加到826亿。那么顺差有没有创造就业？没有，而且正好相反。这个行业这五年减少了1.4万的岗位，其中第一线非管理人员就业减少了9.5%。原因在于这个行业是技术进步最快的领域。
文汇：如果说贸易逆差跟经济周期相关，那么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中获得了哪些利好？
何伟文：实际上进口创造就业，但美国不说。
2002年我在纽约当经济参赞，以码头仓储为例，当时中远集团的集装箱直挂波士顿港口，装的自然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但来一艘集装箱船就可以创造6000个码头装卸和储运就业工时。当时接收典礼非常隆重。该州的参议员，后来担任过国务卿的克里在参议院发了一个动议，表彰中远为解决美国就业做出的贡献，全票通过。说明美国国会认可从中国进口为美国创造了就业。
其次创造零售。就美国玩具而言，2019年3月玩具零售一共就业12.97万人，而玩具88.3%是从中国进口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中国的进口创造了玩具零售业很大部分就业。
那么按照这样算，从中国的进口为美国仓储码头、后勤、零售等等创造了多少就业？美国政客光说进口是减少就业，出口是增加就业，是一种政治手段，是对事实“选择性失聪”，是为了迎合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
文汇：美国对中美经贸存在哪些战略误判？
何伟文：最大的误判是以为没有美国中国就活不下去了。从2018年上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整个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下降了2.2个百分点，东盟的比重上升了2个点，欧盟上升1.2个点，毫不客气地填补了美国让出的地盘。
我们现在整个全球贸易中，2020年1到5月，亚洲占中国对全球出口52.5%，欧洲19%，北美只有14%多一些，所以不存在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如是发展，将来美国的比重会降到10%以下。
至于所谓技术来源主要靠美国，美国固然是不少先进技术的来源，但其实也不尽然。美国最先进的技术是不卖给中国的。很多制造技术不是靠美国，即便是核心的信息技术，对美国依赖的比重也有所不同。比如芯片进口，我们从美国的进口只占8.8%，主要来源韩国和日本。当然回到现实的角度，中美双方还是应该寻求合作，寻求共赢。
美国无法阻挡中国复兴
文汇：您提到经贸作为“压舱石”，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中美企业之间和地方之间的合作。1997年到2003年，您曾担任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您的具体任务中就有推动同美国地方的经济关系，协助当地中资企业的发展，解决贸易纠纷等。在您看来，美国地方以及企业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何？ 合作基础如何？
何伟文：我在旧金山领馆时，西部五个州里面，一个州、一个州的产品排队，项目排队，做什么事情人家都欢迎。
几年前中国曾在阿拉巴马州威尔科科斯县松山镇投资建设精密铜管厂，投资3个亿，解决500人就业。这个县是个林区，没有工业，一下子解决这么多劳动力，当地人非常高兴。这就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既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又有当地政府背书。
文汇：实际推行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自上而下的政治阻力？
何伟文：当时在州的层面几乎畅通无阻，他们巴不得。历史不是华盛顿创造的，我们做的不是推行中国的价值观，而是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真正与他们展开合作。去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邀请了10多个州的州长、副州长以及经济方面的负责人，问他们如何从州的角度看中美贸易，所有的州一边倒，支持跟中国贸易。
文汇：对促进地方经贸交流方面有何建议？
何伟文：从经贸来讲，其实主要还是企业间的合作。前面说的精密铜管厂，中国的公司给他们投资建厂，做空调管，创造当地就业和税收，地方政府层面是不会阻碍的。
我们要搞一些草根项目，切合当地民众的需要，实实在在为他们解决就业、解决税收，目前尽量避免涉及特别敏感的高端领域。其实此前，我们还建议投资钢铁厂，中国在对那些老厂转型升级方面很有经验，让其脱离亏损完全能做到。
文汇：中国怎样应对双边政治关系对经贸合作带来的影响？
何伟文：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尖锐性还将长期存在，但2020-2022这三年是比较复杂的时刻。但这三年也是充满变化的时候，中美从经济规模上讲，会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
我们一方面要善于斗争，同时也不要忘记合作，两个方略并行。中美合作符合两国广大地方、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少数人既阻挡不了中国的复兴，也阻挡不了两国的经贸互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