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创新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什么是创新的动力？我相信每一个原药创新的科学家，在研究开始时绝不是先想到这个药研发出来后会给他带来多少利益，而是出于对‘未知的未知’或‘已知的未知’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对广大患者，特别是完全无助、在当时无药可治患者的强烈责任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青霉素的产业化，艾滋病、河盲症药物的研发一样。”去年7月，钟南山院士为医学科普专家梁贵柏的《新药的故事》一书写下序言。
一年多后，经过与疫情的多个月“短兵相接”，人们前所未有地对疾病、健康、疫苗等话题有了更切身的体认。前不久，译林出版社推出《新药的故事2》，在前作的基础上，继续讲述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新药研发故事，再现人类对抗疾病的伟大战役。读者不仅能从中了解新药研发背后的动人历史，还能增强对医疗和病痛的基础认识，树立健康生活的日常理念。在新冠疫情依然严峻的当下，这显得尤为重要。梁贵柏和该书策划人、医药传播专家张咏晴在上海建投书局与读者解码新药的秘密，他提醒道：掌握常识，保持警觉，需更理性地看待疾病与健康，多一点思考，少一分恐惧。
在《新药的故事2》中，梁贵柏讲述了10种药物研发的故事，从历时30年的“紫杉醇”人工全合成竞赛，到流感病毒疫苗的改良更新，读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一窥当下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所面临的挑战。梁贵柏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博士学位，曾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对西格列汀的研发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常年开设科普专栏，向业内人士和普通读者普及药物知识。多年积累呈现在《新药的故事》《新药的故事2》，新作《双药记》也即将出版。
《新药的故事》后序中，梁贵柏说在全球化流动日益加快的情况下，要局部控制疫情爆发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靠闭关自守而幸免。当时新冠疫情还没有发生，差不多半年后才来势汹汹，很多读者都认为梁贵柏是预言家。对此，梁贵柏表示，自己对于新冠疫情并没有做出预言，“在我看来，根据历史上发生过的这类事件，以及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跟细菌和病毒这些致病原的亲密接触，我觉得疫情早晚是要来的，只不过它以什么方式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结合人类历史，他认为疫情的发展有几个必然条件要满足，满足之后它就会产生致病原，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会在人群当中传播开来。两者尽管是不一样的物种，但发生疫情的原理是一样的。第一，它不能太致命，如果它很快就把它的被感染的宿主给杀死了的话，是没有机会传给下一个人的，而新冠病毒正好符合这种情况。也许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些新冠的变异种特别厉害，它自然就被淘汰掉了。第二，它要有一个好的传播途径，这个非常重要，它其中的某一个变异必须拥有一个相当便捷的传播的渠道，这个也满足了以后，传播就发生了。第三，要有潜伏期，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可长到14天。“新的病毒在跟人类不断接触当中，通过不断的变异，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的几率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们的疫情并不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但这几个必要条件满足了以后它就会发生。”
“疫情发生后，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有朋友问我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有没有特效药？有没有疫苗？”梁贵柏表示，新冠疫苗给制药工业提出了全新挑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发出从来没有见过的疫苗或药物非常具有挑战性。“也许大家认为疫苗来得还太慢，但是从我们制药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已经做得非常之快，这么快就能够进入临床，依赖于我们现在生物技术的发展。”他说，控制疫情的发展既需要全人类的集体智慧，也需要我们的个人智慧。常识告诉我们，最有效、最经济的“隔离”方法，是高危感染源的自我隔离，远离易感人群。“大家要有耐心，记得戴口罩、洗手，不要去拥挤的地方，采取这些常识性的自我保护措施。”
过去，与抗癌、心血管病等热门疾病药物研发相比，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可说是制药研究的“冷门”，在疫情的作用下，疫苗研发成为一时焦点。尽管有众多国家、团队参与，新冠疫苗与“特效药”的研发依旧逃不脱科学和制药行业运作的规律。梁贵柏直言，病毒与微生物快速变异的遗传特性决定了人类还会不断接触到“新型”的物种，千万不要相信将来可能出现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可以最终解决问题。进化论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就像“广谱”抗生素一样，出现耐药病毒只是时间问题，因为“选择”与“被选择”是生物世界最底层的生存法则。
现代医药研发从磺胺、青霉素到帕博利珠单克隆抗体，经历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分子科学的飞速发展，集中体现了生物工程技术最前沿的突破性成果，以及这些看似理论性和技术性的突破如何被创造性地应用到健康领域，为人类造福。恰如钟南山所说，21世纪的新药研发仍将依赖于生命科学的突破性进展，需要更多的投入，还需要有更多像《新药的故事》这样优秀的科普书籍问世，从而提高公众的医药知识水平，使医药创新得到全社会更广泛的关心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