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介绍她入党,她为何退党?因此她被诬为“叛徒”,身后邓颖超为其平反-LMLPHP

▲张若名

张若名,1902年生于河北保定,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邓颖超同班。入学不久,即以写作才华渐露头角。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若名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与周恩来、郭隆真等共同发起了进步社团“觉悟社”。在一次请愿活动中,周、张等人被捕,在狱中以绝食抗议,后经各界营救而获释。

出狱后的张若名,一度回到保定老家,但不久即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与周恩来、郭隆真一行,在好心人的捐赠和各方的资助下,于1920年远航法国,勤工俭学。

翻译家、语言学家盛成在《纪德的态度》(张若名早年在法国撰写的博士论文)的序里说:“1920年12月28日早晨八时,我赶到里昂车站对面的大旅馆,周恩来便给我介绍郭隆真和张若名……从1月2日起我开始教她们法语,若名聪明过人,举一隅则以三隅返……法语的进步可称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时,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

之后,张若名和郭隆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该组织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时,张若名的法语优势发挥了作用。她能够顺利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曾多次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把讲稿整理成三篇文章,由周恩来带回国内,交给在上海的团中央。1924年11月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收录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等人的重要著述,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赫然排在首篇。1925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浅说》,收文四篇,系张若名三篇,任弼时一篇,该书一年之内,连续印出九版,在党内影响极大。

然而,在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历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于1980年所作的《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中说:“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又与当时支部组织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同志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张若名与当时组织负责人任卓宣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刘清扬1957年撰写的《旅欧支部的一些补充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去德国后,旅法支部由任卓宣(叶青)担任支部书记,任的作风很专制,动辄骂人,张若名因此退出了党,郭隆真曾被骂得痛哭流涕。”顺便说一下,这个任卓宣,即叶青,后来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不久被捕变节,转而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干将。

当时,任卓宣思想极左,作风专制,张若名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也是他盲动的决定。法共获准举行纪念活动,但当局明令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即不允许外国人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共已将此事通知,但任卓宣不顾中国旅法支部秘密活动的原则,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作发言。结果张若名身份暴露,遭到法国警方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

但是,将张若名退出组织的决定,归结于对某位领导者的不满,显然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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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名结婚照

如果说周恩来、陈毅等人由于看到个人奋斗的无望,转而寻求集体的力量;张若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大门依然敞开。她的法语进步很快,交流没有障碍;她的学习成绩优秀,可以通过考试或学历验证合法地进入大学。同时,她得到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参议员遗孀的资助,解决了学费问题。而在另一边,组织生活、铁的纪律,使她无法适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独立和尊严得不到保障,更是与她的理想相违背。于是,她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挣扎,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对于张若名告别革命的选择,郭隆真、周恩来等人自然是反复规劝,但张若名决心已定,毅然与这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分道扬镳。据说,她后来与杨堃定情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冬季,郭隆真去了莫斯科。张若名从此与他们失去联系,独自在里昂埋头读书。

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介绍杨堃与张若名相识。杨堃是郭隆真的同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张若名考入中法大学后,与他开始交往。1928年,两人确定恋爱关系,1930年5月结婚。12月,张若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

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期间,张若名的生活相对平静而安逸,她专心于教学,致力于中法文化的交流。1948年初,杨堃接受云南大学邀请,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由于担心国共分江而治,一家人将天各一方,张若名便决定受聘于云大中文系,与丈夫一同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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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名作品

1949年,天翻地覆,张若名的身上也发生巨大变化。她与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发现自己太“落后”了。在刘清扬的推荐下,她加入了民盟。从1950年起,她不断地申请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她是那样执著,年复一年,不被批准,也从来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杨堃在《张若名研究资料》序里回忆说:“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俩全是学习积极分子……她(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运动。”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张若名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儿子杨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她认为儿子需要教育,竟然将信交给组织,希望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结果导致儿子被打成右派,关进劳教所,22年后才恢复自由。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拿出张若名历年思想汇报材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1924年退党之事,终于被翻出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张若名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当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将丧失殆尽,中午,她便投河自尽了。在北京开会的杨堃,收到“张若名病重”的电报,立即赶回来,只看到桌上摆放着一罐骨灰,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

改革开放后,儿子杨在道从劳教所出来,得知邓颖超当年询问过母亲自杀之事,便上书邓颖超,请求她帮助为母亲平反。邓颖超很快答复,并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这才有那份《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结论最后写道:“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摘编自《书屋》201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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