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大楼
雨天，路过武康路。忽然想起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就曾住过这里，便拐进去找顾颉刚旧居。一幢三层楼洋房，墙面米灰色相间，貌不惊人。据顾颉刚描述，这房子原本“前有草地”，“庭院颇大”，但我左看右看，看不到草地，也没感觉它有多大。
顾颉刚于1948年初抵沪，原住山阴路兴业坊。1949年3月，他迁到武康路280弄9号。9号的主人姓袁，那时已赴台湾。经人介绍，顾颉刚一大家子租住袁宅底楼，一直住到1954年夏迁往北京。这一时期，顾颉刚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后又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在诚明文学院、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兼任教授。《顾颉刚日记》卷六、卷七，记录了他在此五年多的生活，鲜活生动。其中有关武康路上的人与事，读来饶有兴趣。
在日记里，顾颉刚并未正面描述武康路。对于上海的道路里弄，他似乎并不在意，“千篇一律，极不易认，我辈所以能认者，以记得阿拉伯数字之门牌耳”。但从字里行间，我还是闻到了武康路的市井味。例如，顾颉刚多次写“到武康路口”：买书、买玩具、买蚊香、买糖、买连环图画、刷鞋、吃馄饨、吃牛肉汤、存款取款、看游行队伍……这个“路口”，应该就是武康路与淮海路、兴国路交界处，可见当年这里市口好，生意兴隆。偶尔，他也会从武康路出发，到华山路买鞋，到徐家汇配中药，到思南路寄信，或者与妻子张静秋一起，到国泰大戏院看电影，到静安寺百乐商场购物。至于那幢诺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楼），无论今天如何名闻遐迩，顾颉刚却只字未提——最接近的记录，是写他多次去紫罗兰理发店“剃头”“剃须”，这个“紫罗兰”，就在诺曼底公寓楼下。另有一次，一个老家来的女佣在他家厨房中与人幽会，被别人撞见，羞愧交加，离宅“逃走”。顾颉刚和张静秋正好去武康路口“换钱”，发现该女佣正“徘徊于大街之廊，周身遭大雨湿透矣”，遂“携之归”。这里的“大街之廊”，应该就是指诺曼底公寓底楼长廊。
顾颉刚旧居
顾颉刚当年入住武康路，图的是清静。武康路远僻、落乡，却使他感到“安心”，迁居后感觉不错，“自移家武康路，十分舒适”，“夜中极静，睡眠甚好”，“有安乐之乐……复得写作，竟不思动矣”。然而不久，烦恼接踵而来，“楼上王家天天邀客打牌，抽头每天可得十余万，除饮食茶烟外均给工人，故工人极高兴”。这却让顾颉刚高兴不起来，后来他另找地方读书写作，大概根源在此。另外，大中国图书局在北四川路，离武康路较远，顾颉刚每去一次，“需时一小时许，来回便耗三小时，而车费亦须五百元之谱。一月合计实一大支出也”。这一点，也让他有点不爽，难怪他后来多次请假延期到复旦任教，理由很充分：“住居徐家汇区，离江湾太远。”在诚明文学院，顾颉刚任教时间最长，诚明在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老北门，离武康路也不近。有一天下课回家，他想去霞飞路（今淮海路）为女儿买东西，为了节省400元电车费，他沿着民国路向西步行，哪知民国路是一条弧线，走着走着，竟走到了肇周路，“近黄浦江矣，只得雇车到霞飞路，反而花了一千五百元”。还有一次，他乘三轮车到重庆南路上的震旦大学上课，震旦那天却因故停课，这让他愤愤不平：“学校停课，也应打电话来通知一声……害得我白跑一趟，花去两千元车钱，抛却半天工夫。”更要命的是，一到雨天，武康路一带即积水成河，“浅者数寸，深者尺许，店铺多闭门”。有一天下雨，“出门，无电车，讶之”，走到霞飞路才发现，“积水甚深……车轴亦入水，竟成浩荡长河”。
对于武康路市井生活，顾颉刚有切身体会。刚迁入时物价飞涨、生活清苦，他们一家有时也买豆腐渣吃，有人惊问：这是喂猪的，如何吃得？顾颉刚慨叹：“然不吃此更有何法。”袁宅主人离沪后，留下若干佣工看房。有一女佣张妈，“头脑太旧，负责又过分，遂多扞格”，她对顾颉刚家人限制颇多，例如洗衣“不许在浴盆内”，洗痰盂“不许在便桶内”，还写信向在台湾的主人告状，“嫌我家人多，嫌我家工人毁坏其器物”，以致对方来函指责。对此，顾颉刚记曰：“寄人篱下，痛苦若此！”武康路原本治安差，偷盗猖獗。某天夜间，“有贼自后园篱笆入，窃去余家面粉两袋，又入东邻，窃其自行车一辆”。隔了两天，“贼又来，后园入，偷去鸡二只，摔开锁，自大门出。可见其胆子愈来愈大”。还有一次，“对门一家易主之际，脱空一天，窗上铜链全被窃去。静秋入市买菜，亲见一人菜篮被抢”。
顾颉刚迁居武康路初，国民党政权正值风雨飘摇中。国民党的挣扎和溃败，他曾亲眼目睹。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军警在全市高校大搜捕，进步师生“被捕者数百人”，顾颉刚的老友、同济教授郭绍虞被列入黑名单，复旦教授周谷城被捕。当天日记里，他写道：“不期途穷日暮，又复倒行逆施。”5月16日，国民党军队在“武康路堆沙袋”，张静秋听一个士兵嘀咕：“这有什么用处！”顾颉刚又评论道：“军心如此，而乃期其守乎！”5月19日，武康路筑起栅栏，国民党保甲长挨家挨户前来收款，“所索数甚大，必非我力所可任”，这让顾颉刚“不胜其扰”。5月20日，他上街买菜，发现肉铺老板将肉“藏于内室或抽屉中”，原来，肉铺进货，“一银元买不到二斤”；而国民党军队前来买肉，“则一元须买四斤也”。肉铺老板哀叹：“明日预备关门矣。”几天后，各商铺就频现“脱货求现”“惊人牺牲”招贴，顾颉刚感慨：“商人之苦，即此可知。”5月24日起，他的日记进入了上海解放的节奏：“晚间炮声及机关枪声甚近且密，静秋不敢睡床上，与之同卧地板，以此遂失眠。”5月25日，他一起床，即闻人民解放军已从清晨4时进入市区，“共军由兴国路进，国军由武康路退”，“解放矣！……上街，看新标语已贴出，电车已停，商铺开门者极少，外国人行动受阻”。5月27日，他写下这样一行字：“看报，上海全部解放。”
1953年4月，顾颉刚一家在上海
上海解放后，武康路的治理走上正轨。1953年1月，武康路居民委员会成立，临时办事处设在武康路270号。张静秋因工作积极，当选为居委会副主任，四处奔忙。对此，顾颉刚看在眼里：“静秋为里弄就业工作，日夜开会，今晚至十一时方归”；“静秋近日为彻底贯彻婚姻法，无日无会，会必以夜，十分疲乏，夜半作冷发抖，致和衣而眠”……他心疼妻子：“不知渠身体吃得消否？”后来，张静秋果然累病了，顾颉刚还亲自出手，“为静秋写居民会信”。读到这里，我就想，不知这封“居民会信”现在何处？倘能保存至今，无疑是武康路上重要的历史文物，十分珍贵。
顾颉刚1954年离沪前在武康路寓所留影
……不知不觉中，我已踱步到了武康路口。在顾颉刚笔下，当年这里有肉铺、菜市、银号、馄饨店，还有修鞋匠、烧香客、剃头师傅和摆连环画摊的书贩，既不小资，也不时尚，却烟火气十足。今天，武康路口已成为“网红”打卡地，虽是雨天，武康大楼长廊下，依然人来人往。各类海报招贴上写：武康路是“可阅读”的马路、武康大楼是“可阅读”的建筑——在我看来，所谓“可阅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阅读历史文化。因此，在“阅读”武康路和武康大楼时，像《顾颉刚日记》这类历史文献，倒不妨读一读。
写于202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