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从苏联回来后和蒋介石的合影
拒绝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领事馆工作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霭龄便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乃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
再拒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夫妇，以之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当年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这一则日记涉及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
牛兰，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上引蒋介石日记所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即指牛兰。
为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制订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
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当年12月向蒋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遭到坚决拒绝。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这一事实证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点一面，但是，1934年2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抱有希望。
——摘编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