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忽而上台，忽而下野，忽而远遁，忽而归来，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翻覆突变。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著手稿。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
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年，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被捕，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写出那首‘矇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赶上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秩序混乱。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汪精卫觉得一、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便参加了。合影刚完，一位摄影记者突然拔出手枪，近距离向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七胸脊柱骨——就是这颗子弹，从此留在汪精卫身上，时时发炎，最终成为导致汪死亡的主要原因。
枪声一响，众人慌忙躲避，只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张学良则一脚踢掉他的手枪。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她对闻讯赶来的蒋介石斥责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汪的本名）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涨红了脸有口难辩。
经查明，刺客名叫孙凤鸣，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便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卖国祸首”蒋介石。没想到蒋没露面，他们便对汪精卫开了火。
何孟恒深受汪精卫信任，汪遇刺，他的司机第一时间驱车去接何。何回忆：“汪精卫被送上救护车时，虽然血肉模糊，但神智清醒。他用广东话说：‘阿杰（何的小名），不要怕，我没事，他们打不死我。’”汪精卫伤势严重，何孟恒就成了陪护，一到周末下课，便从南京赶去上海值班。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汪精卫不是与张学良吵过架吗？张学良这次可救了他的命啊！”
两位老人说：“是啊，父亲后来给二张各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谢。不过，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救命归救命，原则分歧还是原则分歧啊。”
——摘自《往事如烟：民国政要后代回忆实录》，《环球人物》杂志编，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