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库寿龄（或译库林,S.Couling，1859—1922），是一身而兼多任的近代来华人士：传教士、教育者、学者、编辑、文物搜藏者。库寿龄一生的最后十余年，基本上侨居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上海时期的库寿龄，将其在汉学方面的功力和积累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造就了他著名侨居地汉学家的声誉。
库寿龄其人库寿龄1859年生于伦敦，是家中幼子。由于家境窘迫，富有学者品味的父亲并未能给予库寿龄优越的学习和成长条件。尽管天资聪颖，但库寿龄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过了两三年，库寿龄萌生了追随其父从事传教工作的心愿，在18岁时进入布里斯托浸会学院学习。在此过程中，库寿龄对中国产生了兴趣。1884年，年轻的浸信会牧师库寿龄离开英国，目的地是中国山东。从1884年开始，一直到1908年，库寿龄的绝大部分时间都
是在山东度过的。他在青州等地学习语言、教书育人，并利用归国休假的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历学位和知识水平。应该说，这是库寿龄重要而漫长的成长期，他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汉语水平，还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甚至两次被邀请到山西大学任校长（均被库本人以想留在教会为由拒绝了），但在传教和教育方面却遇到了诸多不快。浸信会在山东的教育政策，在1904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库寿龄对此颇有保留。在历经数年的挣扎后，库寿龄于1908年脱离浸信会，并离开了生活长达二十余年的山东。离开山东后，库寿龄几经辗转，最后选择了侨居上海。上海时期的库寿龄，同样扮演着多重角色。库寿龄担任过家庭教师，积极参加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活动并于1914年起担任名誉干事和编辑的职务，1919年代理上海麦伦书院 （Medhurst College）院长一职并创办著名的汉学刊物 《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在这些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之外，库寿龄还不忘著述，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并编写了重要的专书 《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和《上海 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晚年的库寿龄，不断受到一种罕见疾病食管憩室的折磨，加上长期而繁剧的劳作，不幸于1922年6月15日在上海辞世，享年62岁。
库寿龄的上海岁月及其汉学成就库寿龄离开教会的决定，在库寿龄夫人为其撰写的 “讣告”中被称为 “悲剧”。但从汉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一决定促使库寿龄最终选择上海，并在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充分发挥了自己在汉学研究领域的才智；如果说山东时期是库寿龄汉学生涯漫长曲折的准备期，那么上海时期则是 “开花结果”的全盛期。上海时期的库寿龄，汉学上的贡献大致可分为著述和编刊两大方面。在汉学论著的写作和发表方面，库寿龄在此阶段共发表各类文章十余篇，并完成了两部较为重要的专书。就笔者所见，库寿龄在上海时期所发表的署名文章以书评为主 （主要评介其时西人关于中国古物的书刊），此外有关于河南所发现之甲骨和介绍莫理循文库的文章各一篇，这些文章大都刊登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库寿龄编辑《新中国评论》时，也以编辑的身份发表了一些文字，以编刊相关事务和汉学人物介绍为主。库寿龄的上述文章，大部分可视为其山东时期甲骨收藏与研究的继续，但学术性有限，无法与下文要讲的两部专书媲美。首版于1917年的《中国百科全书》，应该是库寿龄在汉学方面的代表作。此书有六百余页，集伯希和、柏永年、伍连德、佐原笃介等中外人士之手笔，用百科全书的方式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涵盖面之广足以展示主编库寿龄在汉学研究方面的雄心壮志。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该书存在过于重视教会史、编纂时机不够成熟、某些重要人物缺失、部分词条不够严谨等各种问题，但更多的则是来自汉学界的肯定和赞誉。《中国百科全书》出版隔年，便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这是对库寿龄辛勤劳作的最大肯定。由于该书内容广泛且充实，出版后一直被想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人士阅读和引用，甚至赢得了“巨著（magnum opus）”的美誉。《中国百科全书》初版至今，已至少于1964年、1967年、1983年和2007年重印了4次，学术生命力可见一斑。该书是关于中国的知识宝库，是汉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是库寿龄在汉学方面的代表作。现在可以看到的《上海史》，共有两卷，大致由兰宁（George Lanning）和库寿龄分别完成。此书的写作和出版颇有些曲折，内容的组织方式也与同类著作大不相同。《上海史》的最初计划，是在工部局的资助下由兰宁完成一部三卷规模大部头论著。1906年，兰宁接手此项工作，但在即将完成第一卷的1919年与世长辞。1920年，工部局董事会讨论后决定，让《中国百科全书》的作者库寿龄接替兰宁完成此书。库寿龄为兰宁的第一卷补充了注释和附录，并经工部局审定后在1921年出版发行。库寿龄可能利用了兰宁长期搜集的相关资料，故而相当迅速地完成了第二卷的初稿。同样不幸的是，库寿龄于1922年去世了，此卷的扫尾工作由库寿龄夫人完成并于1923年正式出版。也就是说，工部局资助的这部费时近二十年的《上海史》，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尽管存在种种不足，如首卷的叙述过于散漫和第二卷的资料来源交代不清，但学者们的整体评价是肯定的，认为该书“是用英文资料写成的第一部翔实记载19世纪租界历史的著作”，“许多有关历史细节资料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由于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被认为是“一部态度严肃、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征引”。由库寿龄夫妇完成的《上海史》第二卷，主要论述公共租界的沿革和成长，体例严整、资料翔实、文风质朴，保留了诸多关于上海的有用资料。《上海史》已有上海书店新近推出的中译版，有兴趣者可参考。在编刊方面，库寿龄先后编辑过两份重要的汉学期刊，分别为短期编辑《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创办并主编《新中国评论》。库寿龄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渊源比较深。早在山东时期，库寿龄就于1894年成为其会员，此后还曾于1904年将自己与方法敛（F.H.Chalfant）搜藏的四百余片甲骨原价转让给了文会。侨居上海后，库寿龄与文会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不仅在文会发表演讲并在会报发表文章，还于1914年成为文会的名誉干事和会报编辑。库寿龄是1914—1916年《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的编辑，这个工作不仅为其带来了博学之士的知名度，也为其创办并主编《新中国评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19年，库寿龄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新的汉学刊物，因以继承1872至190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为目标，故刊名叫做《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的编辑部设在兆丰路（Chaoufoong Road，今高阳路）73号，由库寿龄自任主编，每两月出一期，每年合为一卷。该刊创刊后，很快就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马伯乐、赖德烈和林语堂等中外学者纷纷在《通报》《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中国科学与美术杂志》《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教务杂志》等刊物或论著中对其加以评论并充满期待。1922年6月，库寿龄辞世，《新中国评论》在其夫人的主持下至年底出齐第四卷后停刊。虽然只有4年的时间，但《新中国评论》还是有相当水准的，这与库寿龄的汉学修养和不辞劳苦密不可分。该刊所刊发的论文中，如慕阿德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伍德华关于中国当十铜元研究、金璋关于甲骨的研究、斯坦因和沙畹关于敦煌文献的文章等，均在汉学史上留有一定的影响。1923年，高第在《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二版的补编中，将该刊目录全部收入。1933年贝德士在《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一书中，曾选取并收录了该刊的14篇文章，认为这些论文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笔者看来，《新中国评论》和《中日释疑》《中国评论》共同记录并见证了侨居地汉学英美派的成长和崛起，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侨居地汉学的重要文本。在谈到库寿龄的汉学贡献时，还有一个值得提起的因素，那就是库寿龄夫人的辅助之功。如前所述，无论是《上海史》还是《新中国评论》，都是在库夫人的手中最终“完成”的；同时，库寿龄夫人也是《中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库寿龄几乎所有值得书写的汉学贡献中，均有其夫人的辅助和贡献。
库寿龄与作为侨居地汉学中心的上海库寿龄在上海时期的汉学贡献，是其本人的长期准备和辛勤劳作的结果，但也得益于上海的文化和出版氛围。若放宽视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话，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作为侨居地汉学中心的上海成就了他。所谓“侨居地汉学”，笔者曾在《来华西人与“侨居地汉学”》（《》2012年9月8日）一文中将其定义为：在近代中国，“一种新形态的汉学遂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其新，原因之一是这种汉学产生在中国，这对于那些来华西人而言是他们的侨居之地，故可称为侨居地汉学”。侨居地汉学的中心，曾有几次变化。宽泛一点来看，19世纪初中心在东南亚，因为那时中国尚未开放，有意来华的西人往往以此为跳板等待进入中国，标志是《印中搜闻》；19世纪中、后期的中心在港澳穗，标志是《中国丛报》《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等；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心是上海，标志是《汉学丛书》《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教务杂志》《新中国评论》《中国杂志》等；当然还有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和上海双峰并峙，可以《华裔学志》《辅仁英文学志》等为标志。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因为关于侨居地汉学的研究目前来看还有很多领域有待深入讨论。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传教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北移，上海逐渐代替港澳穗，成为侨居地汉学的新中心。1908年库寿龄来到上海时，香港的汉学刊物《中国评论》已停刊数年，而《汉学丛书》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等在沪出版的汉学连续出版物则在持续发行，就连《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对侨居地汉学也颇为关注。作为近代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上海在汉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同样明显。除了前述的各种专业刊物可以提供发表和交流平台之外，上海有众多可以辅助汉学研究的文化机构，比如著名的徐家汇藏书楼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有丰富的外文书籍和中国地方志等重要文献，可为汉学研究者提供文献上的支持；而亚洲文会则通过其演讲、博物馆、图书馆、会报等多种方式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如前文所述，库寿龄与亚洲文会渊源颇深，他在上海时期积极参与亚洲文会的各种活动，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库寿龄去世前是北中国支会的副主席。在沪时期的库寿龄所交往的名流和学者，不仅有亚洲文会的会员和徐家汇的神甫们，还包括身处北京、香港和欧美的莫理循、爱理鹗、伯希和、沙畹、劳费尔、翟理斯、庄延龄和伍连德等中外人士。与来沪之前的孤学无友相比，库寿龄此时的学术交往和信息资源已经全然不同，用眼界大开形容应不为过。
上海也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有在汉学出版上经验丰富的土山湾印书馆和别发印书馆。李欧梵认为，别发印书馆及其分支机构已经将上海、香港、天津、横滨、新加坡、新德里和孟买等城市连接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空间。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库寿龄几乎所有的重要论著，都是在别发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和《上海史》如此，编辑的两份刊物《新中国评论》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亦然。汉学论著有其特殊性，在技术和经验上要求较高。库寿龄的《中国百科全书》虽是英文作品，但包含有大量的汉字（尤其是中国的各种专名），非别发印书馆这样经验丰富的大出版机构莫办，库寿龄在该书“前言”中曾专门感谢了别发印书馆的专业和服务。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尚有很多细节不易确认。但上海优越的文化和学术环境，对库寿龄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利好。库寿龄生性不喜社交、不善言谈，甚至被合作者指为“怪异”。但他在汉学上精通汉语，兴趣广泛，有学术头脑，是一位有潜质的侨居地汉学家。无论是个性还是学术，海纳百川的上海无疑更适合他。库寿龄在山东时，与其服务的浸信会不甚协调，闹得很不愉快。甲骨的收藏和研究也许是个反例，库寿龄早在山东时期就开始搜藏甲骨（甲骨学中著名的“库方”，指的就是库寿龄和方法敛），但在学术上并没有做出受到关注的重要成果。库寿龄能在汉学史上留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主编《新中国评论》时表现出的大胆和敏锐。库寿龄已经意识到了上海在汉学方面的重要地位，他不仅要为侨居地汉学贡献力量，还要为其中的英语派摇旗呐喊并争得应有之地位。库寿龄在《新中国评论》具有发刊词性质的首期“序言”中，明确提出：要想与《通报》和《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这些主要代表法国汉学的刊物抗衡，就必须恢复《中国评论》的老传统，那就是在中国出版可以代表英语国家汉学水准的学术刊物。这样的意识，很容易让人想起傅斯年那句非常有名的“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并且两者所抗争的主要对象都是法国汉学。要之，库寿龄侨居上海并专攻汉学，可谓适逢其会。20世纪初的上海，作为侨居地汉学的中心，为库寿龄展示自己的汉学才情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库寿龄则通过自己的积累和努力，为上海侨居地汉学摇旗呐喊、攻城拔寨。本文在写作过程主要参考下列论著：王毅著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邹芙都等著《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库寿龄夫人撰《库寿龄传》（郅晓娜译）。限于篇幅，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