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13日，数以万计的公安干警、武装警察、解放军战士和民兵，向江西广昌县盱江河外的一片山区紧急集结。在这里，曾经震惊全国并被通缉七个月之久的持枪杀人犯“东北二王”再度现身了。公安部第一时间下达作战指示：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为民除害！当天中午12点40分，江西广昌全城戒备，一场围捕“二王”的战斗即将打响！
据事后统计，这次围捕“二王”的规模达到了三万人之多，围捕队伍被分成了四批，重重包围了江西广昌县的盱江林场。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前，“二王”和两位民警在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发生枪战后，光着脚逃进了这片深山密林。
盱江林场是江西广昌县一片面积近5万亩的丘陵山地，里面灌林密布，茅草丛生。在确定“二王”藏身在这一带之后，由广昌县的公安人员和武装警察形成了第一个以长桥公社为中心10公里范围的包围圈。三个小时后，第二个以赤水、长桥、尖锋、甘竹等六个公社为辐射范围的包围圈成型，覆盖30公里。当晚8点，指挥部决定调集民兵在第二包围圈以外171公里的区域实现全面封锁。五个小时后，再在与广昌交接的石城、宜黄、南丰、宁都和福建省的建宁、宁化一线，形成一个长度为740公里的第四包围圈。同时，调动武汉空军的一架直升机进行空中增援。至此，四个由近三万人组成的重重包围圈全部完成。
算起来，这两个罪犯已经是第五次从警察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了，所以这一次的抓捕不能再出半点疏漏。不过，你或许还是会奇怪，仅仅是两名罪犯，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呢？两个连鞋都没有的犯罪分子，有必要出动近三万人的队伍，甚至还拉上一支军队吗？答案是，有！因为他们是东北“二王”。
从1983年2月“二王”在沈阳犯下第一起命案，到1983年9月“二王”在江西广昌出现，七个月的时间，这两个人凭着手上的枪和手榴弹，先后打死打伤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18人，其中枪杀9人，伤9人，在警察对两人的追捕过程中，他们又先后五次侥幸逃脱。而且，在“二王”逃亡的过程中，关于两人的谣言曾弥漫全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当时老百姓的恐慌情绪。
一
“二王”案事发的第一现场：1983年沈阳的空军463医院。2月12日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整个医院里空荡荡的，大部分人都去医院的礼堂看电影了。事发当天中午，医院的大礼堂内正在放映一部风靡一时的电影——《庐山恋》，影厅里原本坐满了医院的职工和家属，但是电影还没结束，礼堂外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打破了这祥和的节日气氛。
时间是中午1点左右，电影放到了一半，突然，从外面传来了“砰砰”两声。当时影厅里有几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声音，但是他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可能是有人在放鞭炮吧。可是，没过一会儿，又接连传来几声巨响，这下有人开始察觉，这似乎不是鞭炮的声音。没错！是枪声！
几声枪响过后，一大批人从大礼堂里冲了出去，就在他们寻找枪声来源的时候，一个更恐怖的声音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快来人啊！抓凶手！”声音是从门诊大楼里传出来的，人们冲过去，看到了一幅让他们触目惊心的画面：大楼地上到处是血，走廊上有两个人躺在血泊中，其中外科室墙角还有一个人用军帽死死按在自己脖子上，试图以此来止住食管里不停冒出的血。有人认出来，受伤的这个人是医院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就是他发出了刚才的呼喊，不过此时，他已经昏死过去了。
就在大家对吴永春进行施救的时候，有人在他的身体旁边，发现了许多弹壳，显然，吴永春是被枪击中了，可凶手是谁？他在哪里？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有些不知所措，直到几分钟后，才有人想到，赶快打电话报警1
1983年2月12日下午1点过10分，接到报案的沈阳公安局大东分局赶赴到了现场，一小时后，沈阳市委常委，公安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也赶到了现场。他们对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发现门诊大楼内共有7人中枪倒地，他们全是医院的工作人员。这7人中后有3人抢救后生还，另4人则当场死亡。在地上，公安人员找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另外，门诊大楼的外科急症室里发现一个黄色挎包，里面有一把钳子和螺丝刀。这被警方认定是凶手遗留下来的。
凶手是谁？凶手在哪里？这成了公安人员急需解开的疑问。警方推断，凶手极有可能趁着大礼堂跑出一大批人时，在混乱中逃离现场了。这样一来，摆在警方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因为三位受伤的目击者暂时处于昏迷，光凭13枚弹壳和一个黄色挎包，很难调查出凶手的真实身份。不过很快，调查人员在一名被枪击者手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物证，一本通行证。这是当时警方在一位送往医院抢救的伤者手中找到的，那名伤者虽然已经失去了意识，但是手里却紧紧的拽着这个小本，可以说，这是个重大发现。当时警方从这个通行证里找到了什么线索？
通行证上左边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身穿白衬衣的青年男子，右边是这个人的资料，姓名：王宗玮，年龄：26岁，职务：工人，车间：六车间。没有单位名称，只有一个“八一”的印章，也就是说，这家工厂可能是一家军工厂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那么，这张通行证为什么会被一名伤者死死拽在手里？通行证上这个叫王宗玮的男人会不会是463医院枪击案的凶手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查清了这本通行证的来历。
沈阳七二四工厂，在当时又叫东北机械制造厂。照着通行证上的线索，公安人员找到了该厂六车间的工人。工人们表示，他们车间确实有一个叫王宗玮的人，但是，当听说王宗玮涉嫌盗窃和持枪杀人，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据工厂的同事介绍，王宗玮是个性格很斯文的人，平时在厂里表现很好，还曾经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怎么会做开枪杀人这样的事呢？所以，这个结果让警方一度产生了疑惑，随后，公安人员前往王宗玮的家中展开调查。
2月12号和2月13号，也就是在案发的当天和第二天，警方对王宗玮的父亲调查询问了两次。在第一份口供中，王宗玮的父母为儿子提供了案发时不在场的证明，但他们闪烁其词的态度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怀疑。所以，警方第二天再度登门，迫于压力，王宗玮的父亲最终交代了这样一个事实。2月12日下午13:30分，也就是案发半个小时之后，王宗玮和哥哥王宗坊回过一次家，王宗玮急匆匆地对父母还有未婚妻说：出事了，我和哥哥要赶快走，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这个时候，王宗玮的父亲还看到儿子口袋里有把手枪，作为母亲好像猜到了什么，惊慌地问：你们要上哪去？王宗玮说：东西南北中。由此，基本上可以确认，王宗玮就是463医院枪击案的案犯之一，而参与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同伙，就是他的哥哥，王宗坊。
王宗玮的父亲所交代的情况，让警方基本上可以确认，王宗玮就是463医院枪击案的案犯之一，而参与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同伙，就是他的哥哥，王宗坊。很快，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二人的资料就被警方掌握了。哥哥王宗坊，偷盗成性，念小学的时候就混迹于扒手之中，1974年和1975年，王宗坊曾因盗窃两度被收容审查。1979年，王宗坊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师期间，又忍不住偷了单位的东西，被判了三年徒刑，也就是说，在他出狱没多久，王宗坊就实施了这起重大持枪杀人案。这一年，王宗坊30岁。
案发的那年，王宗玮26岁，据说已经和对象谈及婚嫁了。和哥哥王宗坊的经历不同，王宗玮不仅没有不光彩的犯罪记录，而且还参过军。1980年，王宗玮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沈阳七二四厂当工人，在厂工作两年多，领导和同事对他的评价都不错。所以，对于王宗玮开枪杀人的事实，认识他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1983年2月12日下午4点，也就是案发三个小时后，三位受伤的目击者相继苏醒，通过他们的指认，王宗坊、王宗玮的犯罪嫌疑人身份得到最终确认，他们制造这起血案的真实经过也浮出了水面。
1983年2月12日中午12时40分许，就在463医院的职工都在礼堂看电影的时候，两个一高一矮的青年男子悄悄溜进了463医院大门，小个子一身空军打扮，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较高的一个则戴着口罩，与前者相距十几米，走在后面。两人的目标是医院的小卖部。这两个人就是王宗坊、王宗玮。大过年的，两兄弟不在家里待着，鬼鬼祟祟溜进463医院做什么？他们去小卖部是要办年货吗？没错，是办年货，不过不是买，而是偷。两人把小卖部的门撬了，盗走1000多元现金和一些香烟、味精等物品。干下这起勾当的，正是王宗坊、王宗玮兄弟。
吴永春，枪击事件中幸存的三个人之一，案发当天中午，人们都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有事回宿舍一趟，当他走到医院小卖部附近，与行窃后的王宗坊、王宗玮相遇了，但当时的他没有太在意，三个人擦肩而过了。很快，吴永春得知了小卖部被盗一事，他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了刚才看到的两个人。于是，他和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明一起，在医院里寻找那两个可疑分子。很巧，在医院门诊楼旁边的路口，他们找到了其中一个。迎面走来的是王宗玮，吴永春和周化明趁其不备，将他一举擒获并带到门诊楼内进行审问。在当时，判断一个人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方有没有正当工作。所以周化民向王宗玮提出了看工作证的要求，这本通行证，成了后来确认王宗玮身份的重要物证之一。对王宗玮的盘问在继续，吴永春还惦记着另一个嫌疑人的下落，他来到门诊楼前的吉普车内观察情况。几分钟后，王宗坊骑着自行车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吴永春从车里蹦出来，将王宗坊拦腰抱住，闻讯赶来的几名同事见状，帮助吴永春把王宗坊拽到了门诊大楼的另一间办公室。
被逮住了的王宗坊并不老实，还一个劲嚷嚷：你们干什么？！吴永春不管那么多，一把拽下了王宗坊随身携带的黄绿色挎包，然后在包里搜出了凤凰牌香烟若干盒，这种烟在当时的市面上大概卖两块钱一盒，价格可不便宜。还有厚厚一沓子钞票，都是10块的，在那个年代10块可是最高面额了，这一沓少说也有1000块；还有味精，整整有30包。那时候的商店没有什么鸡精、蔬菜精之类的调味料卖，家家户户做菜都放这个。另外，还有小偷常用的作案工具，一把钳子，一把锥子。不用问，除了这把钳子和锥子，这些都是小卖部失窃的东西。证据面前，王宗坊没法抵赖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张罗着要把他绑起来送公安局，没想到这个时候，王宗坊突然“哎哟”一声怪叫，然后全身颤抖，直愣愣地向地上倒了下去。
王宗坊类似突发羊癫疯的这个举动，让吴永春等人有些傻眼。虽然一时无法确定王宗坊发病是真是假，但他的这一声尖叫好像一个暗号，传到了隔壁房间王宗玮的耳朵里。当时隔壁房间里只剩下王宗玮和周华明两个人。像是对王宗坊喊叫的回应，王宗玮突然从裤袋里抽出一支手枪，朝周化明砰砰开了两枪，周化民当场死亡。然后，王宗玮迅速冲向隔壁房间，一路上，他又开枪打死了两个朝自己冲来的医院工作人员。之后，一脚踹开了关押王宗坊的房间大门，见到了正在拨电话报警的一名工作人员，王宗玮又举枪射击，将那人打死。紧接着，他又把枪口转向了房间里剩余的几个工作人员。短短几分钟时间，已经有6人倒在了血泊中，现在，房间里只剩下吴永春和王宗坊，眼看王宗玮举枪瞄准了自己，吴永春急中生智，将王宗坊挟持在自己身前，这么一来，王宗玮就不敢朝吴永春开枪了，两人在房间里转着圈对峙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也不知道僵持了多久，突然，吴永春猛地靠近王宗玮，对准他的胳膊就是一脚。由于动作过猛，吴永春暴露在了王宗玮的枪口下。砰的一声，吴永春在巨大的震撼中一阵眩晕，仰面倒在了地上。吴永春中枪了，但他的神志还很清醒，他听见王宗坊说：这小子最坏，再给他一枪。砰，又是一阵巨响。
这几声枪响，叩开了“二王”罪恶人生的大门，也彻底唤醒了隐藏在二人内心深处最邪恶的灵魂。王宗玮用来杀人的手枪和子弹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1976年沈阳大北窑监狱丢失的五四式手枪，当年大北窑监狱一共丢失了三支五四手枪，没有人知道谁偷走了它。不过，根据案发后监狱工作人员的回忆，手枪失窃前，有一高一矮两名可疑人物曾在监狱附近出现过。后来经证实，那三支五四手枪全部在王宗玮兄弟手中。偷到了枪，没有子弹可不行。怎么办呢？王宗玮想到了一个地方，部队。经警方事后调查，早在1978年6月，参军后的王宗玮就给哥哥王宗坊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已弄到7.62子弹一百发。”复员时，他又钻了部队某些环节管理不严的空子，私自带回了大批子弹，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五颗手榴弹。看来，王宗玮去参军恐怕只是掩人耳目，偷弹药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弄清了二王的身份和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时间就到了2月12日下午5点，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辽宁省公安厅指示沈阳市公安局，组成了一支由东北机器厂抽调出的与王宗玮认识的60多名职工、180多名刑警组成的搜捕队伍，对沈阳市进行全面搜捕，并封锁沈阳一切出口，包括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要道。但是，经过一整晚的搜查，警方一无所获。事后有群众报告，在案发一个多小时后，有人目击到“二王”曾经在沈阳文官屯火车站出现，也就是说，在搜捕前，二王很有可能已经逃离沈阳。
二
刘文，时任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今年已经79岁。早在1948年，17岁的他就开始从事刑事侦破工作，是新中国公安战线上的一位元老，曾参与和指挥多起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沈阳463医院发生特大枪击事件的当晚，公安部接到案情报告，指派治安局两位副局长主抓“二王”案侦破工作，刘文就是其中一位。1983年2月13日，刘文接到任命，当即向公安部申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坊、王宗玮。
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网络并不发达的中国，没有EMAIL，也没有普及传真机，要下发这些通缉令，很多情况下，只能派工作人员坐火车去各地公安机关散发，这可是一个体力活。另外，在这份通缉令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通缉令的编号，是1983年第13号，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年刚刚过去的44天里，已经连续发生了13起重大恶性案件。原来的12件旧案还在侦破之中，雪上加霜的“二王”事件使公安机关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二王犯案离开沈阳后，他们的行踪成了一个谜。2月14日、2月15日两天，公安部值班室与各地的联系从没有间断，但均没有发现“二王”的消息。那么，“二王”究竟逃向了哪里？据二王的父亲说，王宗玮、王宗坊在逃走前拿走了家中一封美国亲属寄来的信和通讯地址。这么看来，二王的计划很有可能是前往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然后在那里偷渡，离开中国，去找他在美国的亲戚。
1983年2月13日的晚上，也就是那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在举杯团圆的时候，在北京火车站，王宗坊、王宗玮兄弟手持两张车票，趁着夜色登上了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他们没有想到，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也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983年2月15日晚上21点10分，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运行，进入了湖南衡阳境内。当时，车上很多人都已经入睡了，乘务员和乘警开始对车厢进行例行检查，没有人能预料，就在几分钟后，一起血案即将发生。
当乘务员检查到2号车厢货架上的一个提包时，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形状像手枪，果然，乘警从包里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靠车窗坐的王宗玮，面不改色地回答说：“是我们的。”乘警指着手枪问：请出示持枪证。王宗玮一时答不上来，便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同时把斜对面坐着的王宗坊叫醒，说：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等王宗坊醒过来，乘警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了他的身上，这时候王宗玮突然从裤兜里掏出另一把枪，“砰”地一声，向乘警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幸运的是，由于车厢晃动，子弹一偏，没打中乘警的头，只是打穿了他的耳朵。枪声惊动了车厢内所有的乘客，顿时，车上乱成一团。王宗坊趁机抢回了被乘警查获的另一把手枪，然后和王宗玮背靠背站立，高喊：“谁也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
面对这突然发生的状况，几名乘务员一下不知道怎么办了，当时通讯落后，47次列车并没有接到13号通缉令，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两个就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二王”。慌乱中，一名乘务员拉下了紧急停车闸，列车开始减速，二王趁机砸烂车窗，双双跳下火车，逃之夭夭。
47次列车枪击案发生后，列车紧急停车13分钟。经衡阳铁路公安分处对案犯现场的勘察，发现了二王遗落在货架上的旅行包，以及染有二王血迹的车窗碎玻璃片。接到这一报告，衡阳市公安局和湖南省公安厅的领导以及刑侦人员在两个小时内赶到二王跳车地点，衡阳以南40华里处的西里坪车站。警方判断，两人中途跳车，肯定不敢贸然进入衡阳市区，而是有可能在西里坪一带或继续向南逃窜，因此，公安部当即做出决定，出动衡阳全部警力，在衡阳以南三县进行堵截，力争将两人围困于郊区。
然而警方错误判断了二王的行踪，当公安人员在两个小时内对进出衡阳的所有路口完成设伏，就等二王自投罗网的时候，“二王”早已置身在衡阳市内。
三
李瑞玲是衡阳市交电公司的员工，1983年的2月17日对她来说，是一个挥不去的噩梦，因为那天，是她家破人亡的日子。
1983年2月17日，是农历正月初五，整个衡阳市还洋溢在浓厚的新年氛围中。这天上午10点左右，李瑞玲和她的丈夫，还有女儿打算去姨妈家串门。一家三口温馨地推着两辆自行车，有说有笑地从家门口出来，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李瑞玲一家住在衡阳冶金机械厂家属院，这天上午，他们一家三口刚出门，走了没几米，从身边突然窜出两个男人，还没等李瑞玲看清二人的面貌，漆黑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她的胸膛，耳边传来了歹徒凶狠的声音：“把车给我，不给就打死你！”突发的情况使李瑞玲顿时陷入了恐慌，就在这一瞬间，她的自行车已经被两人抢走了。
自行车，作为当时普遍的代步工具，虽然值一些钱，但是李瑞玲一家的月收入能有150多元，在当时也算中产阶层。抢就抢了吧，再买一辆就是了，毕竟对方有枪，犯不着为辆自行车去跟歹徒冒险吧！也许，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这么想，但当时的李瑞玲没有这么做。自行车被抢后，李瑞玲的女儿抢先一步，紧紧地抓住了自行车上的货架，可凶狠的歹徒对准年仅15岁的花季少女就是一枪。当父亲的一看女儿不知死活，像一头发怒的雄狮朝二人扑去，杀红了眼的歹徒对着李瑞玲爱人的胸口就是一枪，李瑞玲的爱人当场被打死。眼看歹徒就要骑车逃之夭夭，平日斯文娴静的李瑞玲发疯似地死死抱住歹徒手里的黑色提包不放，当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不住凶手，也要拿到凶手的物证，以便协助公安部门把他们捕获归案。凶残的歹徒举起手枪朝她的头部瞄准，李瑞玲夺下提包，紧紧搂在怀里，仅用右手护住头顶，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她的下巴和下牙床击碎，但歹徒的黑色提包还是被李瑞玲死死地搂在怀里。面对不怕死的李瑞玲，两名歹徒顾不上提包，只好骑上自行车落荒而逃。而李瑞玲用鲜血夺来的包中就装着5枚手榴弹和36发子弹。可以说，这些东西使得之后的很多无辜的百姓免受了生命的威胁。那么，究竟是谁手段如此残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衡阳市区行凶杀人呢？没错，正是被全国通缉的持枪杀人犯——东北“二王”。
李瑞玲一家遭遇枪击后，闻讯赶来的同事火速拨打了衡阳市公安局的电话。案情重大，公安局长立刻带领侦查员、法医等20多人，在20分钟内赶到了现场。衡阳警方没有料到，二王从47次列车上跳车逃走后，并没有继续向南逃窜，而是明目张胆地混进了市区，而且公然露面，犯下了又一起惊天血案！
二王在衡阳现身后，整个衡阳被震动了，公安部门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约5000余人，分五路追击二王，同时封锁了所有进出市区的路口、要道，同时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力争把二王围堵在市区。
就在警方接到报案并组织围捕的同时，二王逃到了什么地方呢？二王骑着李瑞玲的自行车逃逸后，自然不敢往人多的地方跑，而是像无头苍蝇一样钻进了一条胡同。不过这条胡同并不是死胡同，出口处有一个开阔的储煤场，巧的是里面还有条铁路线，而且刚好有一辆北行的列车慢速通过这里，狡猾的二王没有一味向南逃窜，而是打了个回马枪，扒上了北上的列车。二王担心再次在火车上被堵截，20分钟后，当列车经过茶山坳小站减速时，两人再次跳车逃跑，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
二王在衡阳茶山坳消失了三天之后，出现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并被一位实习女医生发现。在发生搏斗后，两人将女医生打伤潜逃。警方在勘察现场时，发现二王在搏斗中有一人受了伤，现场遗留下血迹等部分物证，专案组对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了分析化验，经确认，血迹、指纹正是王宗坊的。专案指挥部并立即安排武汉警力在近处武汉的各交通要道口进行全面布控。湖北武汉市的岱山检查站，是一个不起眼的检查站，可它在1983年3月25日那天，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因为，二王在打伤女医生，逃匿五天之后，在这里再度现身了！
1983年3月25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岱山检查站的两位民警在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一个骑着旧自行车的小个子男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看到这个神色慌张骑着自行车的可疑男子，民警上前进行盘问：“请出示有关证件。”小个子停下说：“哎呦，我什么证件都没带啊！”“没带？你自行车的牌照呢？”“忘带了。”“登记了吗？”“登记了。”“哪里登记的？”“派出所。”一句话，让骑车男子立刻露出了马脚，因为在武汉，负责登记自行车的部门是交通中队，并不是派出所。于是，民警把这名男子带到了检查站内打算进一步检查，就在推搡中，民警摸到了这名男子身上的一样东西，没错，是一把枪！一查他有枪，民警就把王宗玮摁倒了，但是王宗坊没进去，他们分离着走的，他躲在厕所里，听到王宗玮连喊带叫，他那边就知道了，拿着枪就过来了，开了枪。
距离岱山检查站不足一公里的岱山派出所接到报警，迅速出动三名公安干警进行堵截，双方在马路上相遇，并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但由于公安人员只有一支枪，而二王手上有三支，交战中，警方的手枪居然卡壳了，二王借用火力掩护，再次回窜到了武汉市区。
1983年3月25日，一位普通的武汉市民詹小建骑着自行车带着两岁的孩子沿着武汉长航科研所的外墙骑行，突然从外墙的一个洞里爬出来两个人，正是王宗玮、王宗坊。看见詹小健骑车，王宗玮不由分说，照着詹小建的头部就是一枪，詹小建砰然倒地。王宗玮上前拽起自行车骑上就走，王宗坊紧跑几步坐在货架上，全然不顾在地上哇哇大哭的孩子。凶残的二王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制造混乱，趁机逃进了茫茫人海。
五
武汉，作为连接中国南北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铁路、水路四通八达，在这个人口几百万的大城市里，二王深入潜藏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在公共场合出现。由于二王案件久拖未结，社会上各种传言随之而起。二王渐渐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人物，而且越传越邪乎。有人说二王是神枪手，打人百发百中，有人说二王杀人如麻，心狠手辣，伴随着这些谣言的散布，群众的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了。在那个时候，二王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变得人尽皆知，他们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件刑事案件本身。面对社会的恐慌、舆论的指责，公安部门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后来回忆说：“公安局被称为干吃饭不干事的粮食局。”公安干警不分昼夜的侦查办案，却换来人们这样的嘲讽，那种委屈憋在心里肯定不好受，也没法辩解，谁让二王迟迟没有被捕归案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二王为什么能够屡次在公安机关的包围下逃脱？他们真的像人们传言的那么神吗？
旧中国仿制德国驳壳枪制造的手枪，俗称盒子炮，在上世纪20年代曾大量在混战的军阀中使用。而这种老式的手枪，在1983年的时候，还配备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基层民警手中。老掉牙的盒子炮对二王手中杀伤力极强的五四式手枪，结果不言而喻。而这，只是当时公安警力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自1966年以来，公安系统基本被破坏，人员配置不完整，信息沟通不顺畅，到1983年时，整个公安战线警力还是有很大的缺憾，面对大案要案捉襟见肘。在动荡的十年中，没有增添和更新装备，出现了枪没有罪犯的好，车没有罪犯的快，耳目没有罪犯的灵的怪现象，原有的治安管理极致已明显跟不上国家改革发展的速度，这一切组合起来，使得当时全国的治安形势变得严峻异常。
同年5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对二王案做出重要批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张特殊的通缉令，和普通的通缉令相比，这张通缉令最大的不同在于，上面有一段明确标注：任何人凡提供二犯线索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币200元，提供二犯线索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奖人民币2000元。这是在1983年5月，由刘文申请，党中央批准发布的新中国第一份悬赏通缉令。悬赏这两个字，在现在不是什么新鲜的词儿，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人敢在刑事侦破工作中提出这个概念，而且，2000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呢。所以，关于这份悬赏通缉令的发布，在公安部内部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有人说刘文这是搞“金钱挂帅”，走旁门左道，但刘文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追捕二王的工作除了公安机关的努力，还得发动一切力量，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行。
从1983年5月起，这份悬赏通缉令就贴满了城乡的大街小巷。悬赏通缉令发出以后，专案指挥部每天都能接到很多举报线索，虽然经查实，均与二王案无关，但群众参与的热情高潮，极大地震慑了二王的嚣张气焰，使他们不敢再轻易犯案。三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二王的消息。就在二王案件尚未侦破的同时，全国又发生了多起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这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安定团结形势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打击不力，势必会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面部署。
面对当时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下令，让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迅速研究一套改善治安状况的办法，上报中央。公安部研究了一套方案，但思维方式还是跟不上形势，还是先侦察，抓一批，判一批，要劳教，改善公安装备这一套。
刘复之部长的方案在两天后就得到了中央的回复，不过不是批准执行，而是急令他立即赴北戴河面见邓小平。邓小平对公安部的上报的方案不满意，批评你们搞这一套是四平八稳，不解决问题，治好不好，这套不解决问题，怎么办，要搞几个三年为期，三个战役。邓小平所说的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决定，就是后来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被人们简称为“严打”。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全国各级政法机关，根据这一决定，开展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
事实证明，开展严打是当时中央的一个正确决定，同时也是二王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二王在五个月的时间内一直没有现身，但公安机关遍布大半个中国的严密布控，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迫使他们不敢轻易露头，只能在深山老林中度日；二是为了生存和出逃，他们又必须冒头，只要冒头，他们肯定就会暴露行踪。
六
1983年8月29日，就在中央决定开展严打后的第四天，二王的踪迹终于出现在江苏省淮阴市，他们抢劫了淮阴市百货商店两万元营业款后，于当天逃离了该市。
二王犯案后从沈阳到北京，再到衡阳，再到武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二王共犯下了八起命案。之后，二王从武汉逃脱，直到五个月后出现在江苏淮阴。而这一次，老天即将为他们的逃亡之路画下终点。
1983年9月13日上午，江西广昌县城关镇派出所所长接到举报，城中出现两名骑车的可疑分子，体貌特征和被悬赏通缉令上的持枪杀人犯东北二王极为相似，当时派出所所长来不及多想，立马拉上举报者和一名警员，跳上院内的面包车便朝两名嫌疑人追去。在那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枪战发生了。枪战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紧接着，一个经常在电影中出现的情节上演了：一辆疾驰而来的货车突然闯入众人的视线，两名持枪歹徒借着货车的掩护，迅速跳进草丛，逃进了一片山林。不过，派出所所长也并非一无所获，在枪战中，两名歹徒的鞋掉了，他们身上的一个背包也被打丢了。在背包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遗落的物品：8700余元人民币、蚊帐、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化妆品等，而包里的两支手枪则向警方说明了一切。其中一支编号为26064948的枪，正是五个月前二王在武汉岱山袭警案中抢夺来的那支。也就是说，他们极有可能就是消失了五个月的盗抢杀人犯王宗坊、王宗玮。这个结论，让江西广昌县派出所所长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当即把这个爆炸性消息上报省公安厅，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北京的公安部。
李广祥，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得知二王在江西广昌现身的消息，他激动得一拳砸在了桌子上，并当即下令：“要调动一切警力并请求武警配合，务必将东北二王围歼在广昌，为人民除害！”于是，一个小时后，让江西广昌县老百姓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
广昌附近县市的大批公安干警赶了过来，省城的武警部队也被调集到广昌，甚至连福建途经鹰潭拉练的一支炮兵部队也被紧急调过来协助作战。第二天上午10时，广昌县及临近各县凡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士全被动员起来参与围捕东北“二王”的工作，他们手持棍棒、铁锹以做武器，一时间，广昌全城戒备，大规模的搜山行动开始，来自江西、武汉、福州等地的公安、军人和民兵在广昌炎热而潮湿的山区搜索前进。指挥部以发现二王的地点为中心，布置了四道包围圈，这四道包围圈由解放军、武警、公安干警、民兵组成，至此，一张由三万人组成的天罗地网朝二王渐渐逼近。一场对刑事案犯的追捕，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场群众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
为了避免暴露，二王有路不敢走，有屋不敢进，有钱无处花。怀揣着抢劫来的万元巨款，他们不敢买任何食物，没有鞋，他们的双脚或许已经被满山的荆棘划得伤痕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下，二王还能做怎样的垂死挣扎呢？
时间就这样到了第五天上午10点，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无路的山坡往山脚下滑，突然，一名武警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在他身后的战士大喊一声：“注意，有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见草丛中站起一人连连开枪，把这两名武警打伤。站起来开枪的正是王宗玮。武警战士迅速回击，王宗玮被击中，武警战士扑上去擒住了王宗玮。
王宗玮中枪被捕后，藏在一边的王宗坊捡起王宗玮的手枪躲进了树丛中。一个叫做吴增兴的武警通信参谋正拿着报话机报告情况，王宗坊冲着吴增兴连开五枪，年仅30岁的吴增兴当场中弹身亡。看着倒下的战友，20多名武警战士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顷刻间，数枪齐发，一连射出48发子弹，枪响过后，武警、解放军战士一齐涌向山坳，找到了被乱枪击毙的王宗坊的尸体。至此，两名罪大恶极的持枪杀人犯全部捕获。在二王的身上，公安人员现场缴获现金13200余元，五四式手枪两支，子弹52发，还有寄自美国加州一封信和粮票等物，二犯被捕获后，王宗玮经抢救无效，于1983年9月18日下午7时20分死亡。
两个背负一身血债的罪犯，就这样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伴随着二王生命的终结，历时七个月的一场追捕也终于告一段落了，但对于警方来说，他们要做的工作并没有结束。1984年1月29日，公安部向国务院、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法委员会报送了关于追捕盗抢杀人犯王宗坊王宗玮的结案报告，二王暴力持枪杀人案的告破，可以说是中国首次严打斗争的第一个胜仗。
——摘编自《作家文摘》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