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自己的尼采研究和海德格尔研究出发，我渐渐转向了当代艺术理论研究，进而又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技术哲学的探讨。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界定为三大块：德国哲学＋ 艺术哲学＋技术哲学。更准确些，是四大块：尼采＋海德格尔＋艺术＋技术。无论三块还是四块，其实是连通的， 相互之间不存在严重的裂隙。”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孙周兴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研究专家，他从晚年尼采的著述里，重现打捞出“未来哲学”这个隐蔽概念，相继主编《未来哲学丛书》，出版了《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等著作，最近，他的新书《人类世的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究竟何谓“未来哲学”？“未来哲学”何为？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举行的座谈会上，来自北京、上海、杭州、重庆等地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围谈“未来哲学”话题。孙周兴发现一个现象，目前国内有些人文领域复古性太强，不合哲学和艺术的当代性使命，“身处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时代，如何理解今天变化多端、碎片化的世界？我们靠什么抚慰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仅用单一尺度衡量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坦言，必须从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中来认识这一点，热门的科学，包括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都是关于人的科学，再加上人文科学。“这是人类文明、知识体系的最后一张网，两个科学加上一门古老的人文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我说人文科学的时代到了，要参与其中。”
《人类世的哲学》的主题是“技术与未来”，意在突出人类此在的危急性，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新的时代亟需一种新的哲学。本书力图突破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线性思维藩篱，开展一种“二重性”或“二重化”的技术哲学和生命哲学之思，认为哲学人文科学必须调转目光，以“未来性”为指向，把新生活世界经验的重建视为本己的任务。“中国学界要结束长期的学徒状态，提出自我主张。各种讨论、新提法不断涌现，说明中国哲学界消化吸收了西方哲学百年来成果后，开始根据自身生存经验，提出我们如何面向未来的哲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安庆从书中看到中国哲学界新的转变，即寻求一种原创性思想的自我表达，“这是十分可贵的。”
哲学不是以“反思”为主业吗？而“反思”难道不是回顾性的和历史性的吗？难道有对 “未来”的“反思”吗？孙周兴认为，作为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传统哲学固守线性连续的历史之维，追本溯源是它的基本任务，这时候的哲学当然不是“未来的”。然而，在“断裂”或“转向”发生之后，在“自然人类文明”转变为“技术人类文明”之后，哲学的定向就得相应地改变了，“过去的”哲学就不得不转向“未来的”哲学了，因为“未来之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线性的自然流变不再是主导性的时间经验。
对此，专家们展开热议，诸多包含着对未来思考的问题，显然无法单纯通过科学技术本身来解决，而是与观念和价值相交织，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比如，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延伸还是新的物种？具备完整意识的机器人是否可以被列入自然人的范畴？谁来决定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未来，人有没有可能存在着制造者、设计者？如果一个人是由另外一个人有意制作的话，是不是就消除了人和非人之间最重要的界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认为，从哲学角度讨论当代技术，应该回应康德提出的“人类尊严”问题。在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庞学铨看来，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来讲，当代人处于现代技术的极致之中，但并未完全去自然化、技术化。“而从人与技术的相关性来看，技术依然由人拥有和操控，所以人和技术的关系还是相辅相成，并不是人被动地支配。”他谈到，“未来哲学”的根本任务应在自然人类和非自然人类，或人类和技术的矛盾当中，寻求一种平衡。
“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的发展，未来机器的人类化以及人类的机器化都有可能变为现实。哲学需要建构一种关于人类未来的伦理学，不仅仅是现在的传统的伦理学，更重要的意义是讨论人类文明走向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方式，以及未来人作为类本身如何发展的取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成素梅认为，“未来哲学”不仅仅是关乎当下的问题，更关乎人类文明的限度在哪里、怎么走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郁振华提醒，面对技术逻辑、资本逻辑、权力逻辑的扩张，恰恰需要一种雄健的人文学。“我们讨论人的存在，必然会和价值论连到一起，真理、自由、善、美、仁爱、慈悲等，新技术的出现让我们重新考虑什么叫人性，人的尊严。人文逻辑对于技术逻辑、资本逻辑、权利逻辑应努力形成一种范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张江感受到，不仅是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必须面向未来，“不面向未来，研究总是在重复别人的话，不是那么很有意义。从技术、科学与未来人类世界的关系的角度，创造性建构一种个人性的哲学，并对以往的哲学做出批判，这部著作予当下不少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