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孩子，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职场妈妈们还需要轮“第二班岗”……几大招聘平台近两年调查数据显示：职场女性平均贡献了近四成家庭收入，65%职场妈妈认为自己有潜在抑郁倾向，超八成妈妈对孩子感到愧疚，九成人认为生育阻碍了职业发展。
你有相似的困惑吗？“蜡烛两头烧”的职场妈妈窘境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现象？海内外不同国家的女性烦恼差别大不大？最近，世纪文景引进出版《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历时5年，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对135位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对职场妈妈更公平并能提供更充分支持的社会图景。
“时代在进步，女性要真正走出困境，还要激发男性的觉醒，不光两性关系需要一个全新的定义，婚姻与育儿的价值也需要重估。从个体家庭到公共社会，是时候重新分配育儿责任了。”新书分享会上，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和杨帆这对新手父母，与现场读者一起诉说周旋职场与家庭的困惑与心得。
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曾提出，职场妈妈面临“竞争的奉献”：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避开家庭责任或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人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中也提出，单靠政策无法解决女性的问题。缓解她们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需要对各国社会有关性别平等、就业和母职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她调查所涉的四个国家中，女性都处于不切实际的“好妈妈”标准之下。
书中之所以选择四个国家，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西方四种福利国家的经典模式：瑞典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德国是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意大利是家庭主义福利国家，美国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瑞典为什么有“爸爸月”？意大利婆婆也带娃？德国的产假为何从3年缩减到12个月？这些都在书中得到探讨。
比如，瑞典以两性平等政策闻名，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使得瑞典女性很少成为全职妈妈。“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瑞典其实也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基于瑞典的经验来看，政策的确可以改变文化与观念，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实现，男性因政策的推动，越来越多地参与育儿责任。”作为妈妈的沈洋说。
而在德国的福利悖论现象下，过去德国女性可以得到三年育儿假，看似家庭友好型的育儿假政策却没有得到女性支持。三年育儿假期间，女性承担了更多育儿和家务劳动，极大影响了事业追求。近年，德国将育儿假修改为一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70%德国妈妈从事兼职工作。“我国在制定育儿假政策时需要谨慎，需要有性别视角。”
“家庭生活的平衡是个体层面的，即便个体再努力，没有好的政策环境，平衡依旧无法达到。准确地说，不是家庭和工作的平衡，而是家庭和工作的公平。”作为爸爸的杨帆人认为，社会对于“好妈妈”的想象往往是浮动的，更值得考虑的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好妈妈”。“孩子对此的标准，是在成长过程中互动构建的。如果单向接受所谓社会一般标准，并且家庭努力迎合这个标准和期待，并不利于培养孩子圆满的人格。”
沈洋提出：即便是在对女性十分“慷慨”的家庭政策环境下，比如瑞典夫妻共享480天育儿假，且任意一方必须至少使用三个月，女性仍然有权利这样想——我不想把生活全部分配给工作及家庭。“这不是工作与家庭的二元对立，而是抛出一个命题——女性不是生了孩子后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时间了。”她发现，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即便将育儿责任更多交给育儿嫂、住家保姆，女性一般也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认知劳动。打个比方，奶粉几十种、上百种品牌怎么选？“双十一”给孩子挑东西、买玩具花了几小时比价，丈夫可能觉得你只是在玩手机……“在育儿环境比较和谐的家庭中，男女双方都要对彼此的职业内容有更多了解，并且认可对方付出的认知劳动价值。”
“大到国家政策，社会对于女性、男性、家庭及职业的主流看法，小到工作构架，与伴侣、朋友、亲戚、孩子乃至同事们打交道的细枝末节，女性需要的是更公平的对待，而非教她们如何去平衡。”恰如书中所说，或许，解决方案之一，是要求我们的社会文化重新定义母亲、工作和家庭，如：育儿的责任不应由女性独自背负，理想员工的形象不应由男性代表，等等。
眼下，零工经济、线上经济的发展，让自由职业者增多，给了女性更多就业机会，也给了男性参与家庭和育儿实践的更多机会。但柯林斯在书中提醒我们，尽管工作-家庭冲突可能看起来是属于个体的、私密的困境，但这并非当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特质，而且这也不是女性自己造成的问题，这背后暗含更深刻的政治本质。要真正营造对妈妈们更友好的世界，需要男女两性，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