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和周恩来
1988年8月19日下午，七妈又把我找回西花厅后客厅。当着赵炜和高振普的面，让我看了她在1984年改写的遗嘱，然后，语气缓慢但十分庄重地对我们三个人说：“在遗嘱中我委托了五个人（遗嘱中是六个人）料理我的后事，今天你们就占了三个人，我要求你们支持我，帮助我实现我的遗嘱的内容。希望在我死后，你们再帮我这一次忙，能帮我实现遗嘱，我就感激不尽了。
“现在我向秉德说说我的身体情况：
“1980年摔了膀子去住院。
“1981年底胆囊开刀住院。
“1982年得了肺炎，发高烧多日不退，又加上植物神经失调。这种病如常人得了就得了，而我这样的人得了这病，还要保密，不能向外讲，不过当时赵炜已对秉德略谈了此。这个病就像蛇一样缠着我，我摆脱不了它，只有忍受，可就没有办法，它常常要发作起来。发作时我就常想到过去为革命而死难的同志，及受到敌人严刑拷打、各种刑罚的同志，还有那些特殊时期受迫害的同志，想到他们，我还有什么受不了的吗？想到这，就可减轻我的痛苦。
“但这种病就增加了我老年性的痛苦，解脱不了，我要办什么事就紧张，下午要到大会堂开会，我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早晨、上午都紧张，中午也休息不了，心里装不下事。睡觉不好，常常夜里起夜三次，要吃三次安眠药，仍睡不好。有时两条腿冰凉像冰棍。
“1982年又牙痛，痛得没办法。元旦开始，一个月不能吃饭。韩大夫查出来是牙骨的多年劳损，有破损，控制不了牙齿。韩大夫给我做了牙套才好些，还常常咬了舌头、腮或嘴唇等。现在我上下牙靠不上，嘴都变形了，歪了。这个月2日下午4点咬嘴唇，到8点还不好，第二天又发现了牙神经糜烂，又要治疗。我的牙套一天要拿下来戴上去五次。
“眼睛眼压高，一天要点药四种，点九次，现在是三种药点六次。三顿饭后西药吃六七次，中药两次。一天到晚忙治病忙不过来，眼睛不好就没法看报。秉德，我与报纸隔绝已经有一年了，我只能看他们谁有空时，给我念报。
“有病、疼痛我都可忍受，但就是痛苦在不知什么时候，这植物神经（自主神经）的毛病在我身上什么时候作怪。
“我的泌尿系统也不好，小便常常失禁，常像小孩子一样用尿布。（我问：这是老年性肌肉松弛，扩约肌（括约肌）弹性差了吧？）可能是，但也是因为那个植物神经失调！
“有时我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要强压着，有时自己都感到两手或全身发抖。
“遇到事情就会紧张。
“最近17天，小纪大夫统计我接待医生19次。
“近来秉德对我不常让你来看我有意见，我要向你说明，我不是不想你们，不是不让你们来，是我实在没有精力见你们。在所有亲戚中，你算来得最多的。我和你伯伯的习惯是生病住院就不要互相看望，又费精力，影响体力恢复，又互相传染。”
▲邓颖超和周恩来
我忍不住说道：“七妈，看望病人，特别是住院的病人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真正的关心。”
“我看这不是个好习惯。我生病就愿意自己安心休养，不愿让人看我。”七妈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在经济问题上，我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我和你伯伯的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三人小组管理，他们有账。伯伯死时，留下不到5000元，都交了党费。别人死都有六个月的抚恤金，我这儿一分钱也没要。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经济上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来管的。管了你们一家外，还管了国盛的妈妈、荣庆的妈妈、孙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尔辉来信说有2000元债，我用妇联出版了我一本文章、诗的稿费，补了他1000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帮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结婚时欠了账，我帮她300元。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代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记，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红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经没钱了！’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我这个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最近我冠心病又常发作，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我当时说：“这太难得了！七妈在我面前发牢骚。我看该发就发，不要闷在心里。我不怕听牢骚！”
话说得轻松，我心里却在流泪。七妈没有至亲，可她老人家为了伯伯和我们周家这一大家人真是没少操心啊！她的牢骚并不是为了生活的清廉，而是伯伯的“大男子主义”！当然，这牢骚其实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摘编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金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