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三体》当中，地球濒临毁灭之前，人们基于现代科学在各个学科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根据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的结果，通过对大量方案的综合分析和比较，得出了把信息保存一亿年左右的方法，并且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把字刻在石头上。这成为了一个令读者津津乐道的情节。
《三体》作者刘慈欣的家乡是山西省阳泉市。距离阳泉市区10公里外，也就是开车20分钟的距离，有一座始建于北魏年间的开河寺石窟，其石刻造像属于山西云冈石窟同一脉络。也许，刘慈欣游览过这座石窟，并将怀古凭吊的思绪化为了小说的灵感。他可能会想到，石刻艺术为何总是被人奉为珍宝，因为它记录了逝去的文明，并昭示着对永恒存在的追求。
与华北大地不同，青藏高原在地质史上是一块年轻的土地。西藏幅员辽阔，独具特色的西藏石刻艺术散落在高山、荒漠和村落中，难以接近，以至无人问津。与“三大石窟”相比，西藏石刻艺术的保护和研究长期处于稚嫩和未开发的状态。这些石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印证着西藏历史文化。
最近，记者采访到了西藏石刻艺术保护研究的开拓者，格旺和格桑父子。
格旺的经历是一个传奇。他2014年开始从事石刻的研究工作。为保护石刻并填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自2014年起走访全区大部分石刻文物遗存点，开展石刻文物遗存点调查18769次，对2709件具有重要价值的石刻、石碑进行了鉴定及数据采集工作。他还自学了文物鉴定、摄影、传拓、雕刻临摹、文物修复等各种专业技能，并成功考取西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撰写的论文《以拉孜为中心的后藏石刻造像源流研究》被评为西藏大学“2017年优秀学位论文兵”。
那些斑驳模糊的石刻浮雕记载着历史上的故事，而参与寻找和保护石刻作品的人的经历，何尝又不是一段最新的故事。
摇滚青年爱上石刻
2014年11月，昂仁县旅游局的米玛多吉了解到达居乡出现一尊新发现的大佛，他赶紧给日喀则市的专家打电话。当天，专家到了，一个穿着绿咖色摄影背心，身材健硕的中年男人跳下了车。他就是日喀则市文物局的石刻调查专家格旺。格旺也是米玛多吉的朋友。格旺看到，这尊佛像的气势宏伟，摩崖石刻有9米多高，雕刻精美。他查遍了已有的文物普查资料，竟没有这尊大佛的记载。大佛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格旺求教考古专家夏格旺堆先生。夏格旺堆根据题记铭文和一些线索，断定这是一尊600多年前的大佛。
格旺的日常就是和石刻打交道。试想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可能听说家族里有那么一位叔叔，不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有模有样。不论是木工、泥水匠活，还是溜冰、落袋台球、电子游戏。他好像从来没有用心苦练过某一样技艺，普通人日复一日勤奋所得的本领，于他只不过是信手拈来。不但做事利落，而且还玩得酷，做出来的东西总是别出心裁。
格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毕业于原日喀则师范学校，是当地较早一批的英语教师，2000年后还赴美国留学两年。在1990年代的日喀则，毕业于师范学校意味着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凤毛麟角的一拨人。格旺老师在日喀则城里也是小有名气的。因为教书教得好，他升任了校长，在多所中小学校留下了履历。
格旺爱车。与格旺父子闲谈的时候，话[副题最后总会转移到汽车。2003年，格旺花三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本田摩托车，那是一辆公路赛车。后来，他又买了一辆道奇牌的汽车“地狱猫”，拥有8缸6.2升排量涡轮增压的动力，是好莱坞电影《速度与激情》中穿着健身背心的肌肉明星范·迪塞尔的座驾。
普通的奥迪、雷克萨斯这样的豪车，格旺是不喜欢的，“觉得他们太文静了”。他喜欢大排量发动机躁动而又致密的声浪。他会改车。不知道他究竟是何时学会的，只知道他和日喀则城中的汽车改装圈子玩得很好。他拆掉原厂的汽车音响，替换成高档音响品牌柏林之声。而播放的音乐，可能是他喜欢的香港摇滚乐队Beyond。
日喀则汇聚了西藏山水地貌的精华。这里有雅鲁藏布江、珠峰和一众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开车沿着公路转过高山，转过河流，可能不经意间在无人的荒原上，突兀地出现了一座裸露的佛像或者岩画，又很快地隐没于群山之中。苍凉的天地让人遐想人生。鲜衣怒马的摇滚青年格旺，在人生路上遇见了最大的一座佛像，就是对石刻艺术的痴迷。
格旺家的书房是他的圣殿。那里堆满了擦擦（一种通过模具制作的小型泥塑佛像，有的具有香料作用）、石刻拓片、玛尼石刻复制品，空气中有浓郁的藏香气味。还有一些是家传的瓷器，瓷器胎壁极薄，拿起来放在光源下可以透光，外表具有藏文装饰。另外一半空间，用来摞叠关于西藏历史文化和石刻艺术的各种典籍专著。
他整天挎着一部单反相机，一听到哪里有新的石刻，手里有天大的事也要放下，马上赶去拍照。每天回到家里，随身的包中往往会有从民间收集的石刻残片。在拉萨旧城最著名的八廓街，别人坐在馆子里饮茶喝酒，他则成了八廓街文玩市场的常客。平时请教切磋的朋友，是高校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教授。
痴迷日积月累，同时他也隐隐感到一种不安。西藏有那么多散落的石刻文物未经登记造册加以保护，而下乡寻找调查所费时间短则几天，长则以月计算。怎么保证自己有这许多的时间精力呢。2012年，40岁的格旺决定申请跨行调入日喀则市文物局，这是他遵从内心的选择。同年他进入西藏大学，在斋林·旺多教授门下攻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研究生。
现在，格旺可以全职从事石刻文物的调查保护工作了。发现一处石刻后，记录下简要情况，断定大致年代，画出所处位置的路线图，借助GPS仪器记录经纬度。对石刻进行拍摄、测量和拓印，留下痕迹。其中的经验技术，都是格旺一点一滴自学获得的。
格旺在走访仁布县的时候发现一户人家，把一件件精美的石刻砌在院墙里。主人说，“文革”时期为了避免破坏，当时在墙上糊了一层泥，后来才把泥层扒掉，石刻得以重见天日。那些石刻的精美程度，“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雕刻，那就是艺术品”。格旺当即决定制作拓片。
他将宣纸覆盖在浅浮雕上，喷一些水，但是不能太多，要恰好让宣纸贴伏在石刻上。取一支乒乓球拍，在木柄的一端填上一些海绵，用布裹住，蘸墨，轻轻地在宣纸上拍。格旺学会拓印不久，他感到自己的动作有些笨拙，因此格外小心。
拓印完成，还要就地晾干。此时，等待的焦虑已不再重要，收获瑰宝的愉悦胜过了一切。
测量和拓印要求格旺尽可能地抵近石刻。在岗巴县，格旺发现了一座山体石壁上的石刻，而石刻下方有条水渠流过，水深齐腰。格旺脱下衣物，趟过水渠，站在水里完成了测量。
格旺用传统的钢卷尺测量石刻的高度和宽度。有时，石刻的高度超出了钢卷尺的测量范围，他不得不把车停在岩壁下，爬上车顶进行测量。还有一些时候，格旺让儿子格桑贴着石刻站好，先测量石刻顶端到格桑头顶的距离。他嘱咐格桑不要乱动，再量从格桑头顶到石刻底部的距离，两者相加得出石刻的高度。
他对石刻的追寻不畏雨雪。一次调查寻访，他听人说雪山上传说有石刻，于是上山，一直到海拔6800米的高度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当他进入山洞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像钟乳石那样悬垂的冰锥子。而他要找的石刻就在这个冰冷而人迹罕至的冰洞中。
不久，格旺撰写了对日喀则石刻文物数量做摸底调查的报告，呈交市文物局领导，得到了首肯和支持。
父子同行风餐露宿
格旺的儿子格桑朗加，22岁的青年，他和人交谈时展现出友善和大方，全然没有面对陌生人时的羞怯与封闭，这是成长于富足环境的表现。他谈起许多的兴趣爱好，但不在一件事上停留太久，否则可能会流露出一丝细微的不屑或说是淡漠。以他这个年纪，可以说是见识甚广，经历过大场面，以至于对一般事物全然不会惊奇，始终淡定自如。
和格旺父子的谈话总是离不开车。格桑说，自己小的时候，父亲就会带他一起下乡寻访石刻。那时格旺开着一辆铃木牌摩托车，格桑坐在父亲怀里，双手抓住摩托车的把手。到几十公里外的乡镇，摩托车在土路上颠簸，格桑不觉辛苦，反而觉得上下起伏，像坐过山车般，很是欢快。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带他去到萨迦县拉洛乡达那村的宗山遗迹，喜欢军事的格桑记得遗址里有旧时当地军队的藏式盔甲。过去，有人盗掘这里宗山上的文物到黑市换钱。老一辈人坚信，参加盗卖的人后来遭遇了横死的报应。还有人说，发生盗掘的当天，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夏布曲河河水变红，犹如血水。在年幼的格桑心里，口口相传的故事是活的，对文物古迹的敬畏是深刻的。
格旺和格桑的关系挺奇妙的。这对父子聚少离多。格桑读小学时，格旺去美国留学了两年。格桑是在林芝读的寄宿高中，在江苏镇江读的大学。再加上格旺天天要下乡寻访，两人贴身相处的时间很少。但是，对这个很酷的爸爸所做的一切，格桑是完全地支持和喜爱的。当年格旺买的二手本田摩托车，现在格桑骑着它。尽管车龄二十年了，水箱出了些问题，每每需要在路途中加水，格桑还是很爱它。就算是买了新车，格桑对这辆老本田还是有特殊的感情。
2015年6月，格桑高考完了，暑假是难得的一段父子相聚时间。格旺说：“走，陪爸爸做调研去。”他们把四个整理箱装上了一辆吉普牧马人的后备箱，箱子里装着糌粑、生肉、水、帐篷、睡袋、电脑、工具，还带上了一大桶汽油以及一把扎木念六弦琴。这次调查历时接近2个月，他们跑遍了日喀则市的18个县（区）。
他们跑遍了每个可能存在石刻的寺庙和村落。格桑说：“我都不知道老爹是怎么做到的。他好像对每一条小路都很熟。那些寺庙很偏远，可他和每个人都很熟，好像都是老朋友来的。”他们像做群众工作一样，告诉僧人要对不可移动的文物善加就地保护，并告诉他们文物保护做得好，对寺庙获得一些政府扶持政策是有益的。
有时赶不到旅店，他们就在草滩上扎营，睡在帐篷里。糌粑要用水冲化搅拌着吃，野外没有开水，也没带热水炉，就用冷水冲着吃。他们在帐篷里整理白天拍摄的照片，编写日志资料。没有电灯，帐篷里只有电脑显示屏那一点幽幽的光，有时候要查看相机照片中的石刻铭文，就用手机的灯光照一照。
在岗巴县和亚东县路途之间，格旺决定再次睡在帐篷里。他们寻找一种特殊的草，用其干枯的草茎做引火物，再以另一种草做燃料，用打火机点燃，用石头把火堆围起来。夜黑以后，快12点时，格桑听到了狼嚎。他们带了一把家传的藏式长刀，开过刃的，格桑握住刀抱在怀里，如此过了一夜。
还有一次，他们开车沿土路上山探访一座寺庙，访问结束，已经天黑了，路窄坡陡，下了一天的雨，汽车轮胎沾上厚而滑的泥。如果放任汽车自动升档，车速将会失控。格旺只能挂在一档上，一点一点地往山下蹭。平时，格旺很放心地让格桑帮他开车，可是这样的情况下，格旺绝对不会让格桑坐驾驶席的。
每到县城，除了加油补给，就是改善生活的时候了。格桑出生在边境小镇樟木，小时候吃惯了尼泊尔风味的咖喱饭，在县城能吃上一碗咖喱饭就是最大的满足。卖咖喱饭的店家可以续饭，续咖喱，除了肉，都可以续。格桑可以连吃三大碗。而在天气好的日子，在无人的草原上，格旺就操起扎木念六弦琴，格桑就放歌一曲索朗巴里拉。
这次调查，他们共采集到2356张石刻照片、127幅拓片以及2万字的石刻采集日志。调查结束后，日喀则市文物局领导建议，格旺以第一承办人的身份举办一次石刻文化艺术展。展览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被誉为“展出了一座露天的敦煌”。
对格桑来说，这些石刻有意思，还在于能长见识，通过石刻了解历史的变迁。比如，那些元代以前的石刻中，藏人穿袍是左衽的，也就是右前襟掩向左腋系带。古语云“披发左衽”，就是指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服饰。而自从元代忽必烈与西藏法王八思巴会盟以后，青藏高原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藏装开始与中原服饰类似，呈现出右衽特征。那些元代以后的石刻中，藏人多在右侧腋下系带。这也成为石刻断代的一个小技巧。
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山崖，有一块著名的石碑，即“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记载的是王玄策灭天竺国的故事。贞观年间，王玄策奉命出使天竺，不料中天竺叛军首领阿罗那顺篡位成功，袭击了唐朝使团驻地。王玄策只身退往吐蕃，以大唐名义征檄了八千人杀回天竺，天竺各地纷纷投降。王玄策俘获阿罗那顺，带领俘虏回到长安。
格旺父子探访“大唐天竺使出铭”时，有一位老大爷告诉他们山上有石刻。他们根据老大爷的所指而去。吉隆县分布有很多原始森林，就在茂密森林的掩映中，他们看到一块天然的大石头，石上所刻是一个天竺人拉着一头大象，多处已经生了青苔。在当地，“牵象”有牵财招财的吉祥寓意。
全藏唯一石刻博物馆
去年6月，借助上海援藏出资，日喀则建立了全西藏唯一一家石刻艺术专业博物馆，共有两层，建筑面积约450平方米，汇集了公元7世纪至19世纪大量的西藏精美石刻，馆藏文物及石刻艺术展品1200多件，囊括了近年来出土的石碑、石刻、造像碑等各个种类。格旺为建立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筹备了1000余件石刻展品。
博物馆是格旺的心血，也是格桑非常珍视的。今年，中央电视台10套科教频道前来博物馆采访，不巧的是格旺出差在外，他让格桑代替自己进行讲解。他为记者介绍了在查木钦古墓群出土的石碑，碑文印证了吐蕃政权末期王室分裂，人口迁徙到后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为日喀则地区的繁荣打下基础的历史。
目前，格桑就职于日喀则市珠峰文旅集团，从事博物馆运营、规划、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使命是如何向人们讲好文物的故事。近年来，随着“文化援藏”的帮扶举措，以及西藏人民文化需求的增加，西藏的博物馆数量明显增长。博物馆构成了旅游业当中的新节点，游客深入西藏腹地观赏石刻是十分不便的，在博物馆却能轻松地尽览西藏石刻艺术的精华。
另外，西藏与其他地区市场的物质交流往往面临运输成本过高的障碍，而借助互联网的手段，文化层面的交流非常便利，一段舞蹈视频、一张石刻照片，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传播。为此，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联络组提出了“文旅先导、三产融合、乡村振兴、智慧赋能”的工作思路，全力推动日喀则特色文旅产业发展，为“脱贫后时代”日喀则高质量发展赋能。在西藏脱贫攻坚、小康致富的过程中，发展文旅产业，可以借助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故事IP，为西藏的文化以及物质产品打开窗口。
今年10月，格桑朗加被上海援藏指挥部选中，来沪参加了“新媒体红人特训营”。他随团参观了李佳琦直播机构以及上海的创意产业园区，并且和从事其他行业的日喀则青年进行了交流。见多识广的格桑对博物馆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说：“博物馆可能需要一些体制上的变革。希望开放的时间能够更多。还有，虽然博物馆能够让游客在石刻复制品上动手体验拓片，但是在衍生的文创产品上，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除了建博物馆，格旺父子还将目光放在了流传的石刻技艺以及石刻匠人的身上。
佛像造像是有一定之规的。古代佛经中专门有一部佛像说明书《度量经》。据其记载，不同的佛，不同姿态的佛，有着不同的固定比例，法度严谨。匠人画佛像前先按照比例画参考线，这些参考线就像佛像的脚手架一样。画好密密麻麻的参考线后，再进行造像和描线，最后是最工艺最精细的部分，为佛像开脸。这种对《度量经》的严格掌握，也正在逐渐失传。
而在雕刻的时候，比方说吧，雕刻一块玛尼石，越小的石头雕刻工艺越精细，有些甚至需要匠人戴着放大镜刻，成品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匠人会特意选择一种黑石头。这种石材很薄，能显出工艺来。按照传统，雕刻好的玛尼石经僧人开光，呈到寺庙或者经幡处，作为一种供奉。沈竹士
西藏的民间石刻有不少是家传技艺。格桑结识过一位南木林县的雕刻师傅。这是一位昌都师傅，他的儿子和女婿也是雕刻师。格桑让他雕刻博物馆的LOGO以及铭文。“我也想象不到成品会是什么效果。但是雕刻好了一看，就是我想要的样子，和我想要的一模一样。这位师傅的手艺就有那么好。我要邀请他们到日喀则来，希望他们能有对外展示的平台，因为他们是活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