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教我们规矩 | 王士跃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肚子饿了准一定要往姥姥家跑。这不仅因为姥姥家早成为我们蹭饭的“免费食堂”，更在于姥姥厨艺高强，做的那一手好饭菜连母亲和舅母也甘拜下风。
每一回火炕上都满满当当地置备上一小桌香喷喷的菜食，主角自然是高高在上的姥爷。我和表哥表姊不知从何时起登堂入室，也能和姥爷同席而餐。想想恐怕是姥姥为我们争取的特殊待遇。然而姥爷的位置总是独占一方，他坐在炕头的雅座，孙男孙女则一字摆开，于炕梢隔桌相对。他的饮食之道颇有古风，极少听他讲话，只是喝酒吃菜。吃饭讲究细嚼慢咽，喝一碗稀饭似乎比喝一盅酒快不了多少，不像我们那样稀里呼噜地一扫而光。他常批评我们孙子辈的，坐无坐样，吃没吃相，尤其是吃饭手拄炕的毛病：“吃饭拄炕，那就是主贱！”被他看到了就会这样一顿数落。可是对于七八岁的孩子们来说，哪里懂得这种双关语的玄机，也受不了条条框框的拘束，过不多久，我们就开始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了，好像空降了一群麻雀。此时，只听姥爷清了一清喉咙，撂下碗来。但他要发火也不是顷刻发作，总是先将嘴里的东西服服帖帖咽下再说。仿佛感到一股龙卷风正在我们头上迅速聚集，大家便立刻鸦雀无声地吃饭了。
姥爷不但在餐桌上讲究规矩，就是起居作息等寻常琐事，他也都有一套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雷打不动。二老平时广结善缘，喜欢热闹，到了晚上，家里总会来一些大摆龙门阵的邻里街坊。可是他们都知道老人家有早睡早起的习惯，约莫九点来钟光景，通常是只听到舅舅一声“睡觉喽——”，拖长的京剧道白腔调有心无心地下逐客令，舅舅先下了炕出屋，大家也便知趣地起身离去。
冬天的东北，夜长天寒，屋外一片冰天雪地。大人小孩麻溜儿地钻进了被窝，在火炕的温暖中缩成了一团。可是姥爷却不慌不忙地戴上他的绒睡帽，套上软睡袜，然后头靠一只方方正正的硬枕头舒舒服服地躺下。他的被窝可以不夸张地说是一件工艺品，不但铺就得方正不苟、四角分明，还要上压下垫皮褥毛毯。别人的被窝嗖地一掀开倒下就成，姥爷却每次不得不一点一点地像春蚕蛹动般地钻进去。幼年的弟弟常留宿睡在姥爷的旁边，半夜里难免踢被蹬褥，直挺挺地将自己的大腿直捣进姥爷的被窝里。只听到黑暗中姥爷发出一声闷雷似的长吁，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整理被褥的声音，夹杂着姥姥埋怨姥爷的闷声闷气。
俗语说“无规矩不足以成方圆”。听长辈说，姥爷的生活习惯以及繁琐细碎的规矩，多是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系。他幼年时逢清末民初时代大变革，因家境困迫，十六岁就出外谋生，当学徒经商。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可是在社会大课堂里却学到了不少行商守业和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从“立端正，揖深圆”一类的旧时社交礼数，到“店无信不兴，人无信不立”的经商与为人处世的理念，他都耳濡目染地记刻在心。
姥爷三十岁便升做了掌柜，经营着辽南数家杂货行，相当于今天的连锁店。东家则住在河北，一年也来不了几次，他对姥爷一百个放心。不为别的，就是看中了他的笃厚实诚，板板正正地做事为人的禀性。掌柜一直做了几十年，别说不会贪拿东家的一分钱，用姥姥的话说，“连一根绳头儿都没带回家过。”
都说内外有别，一碗水难以端平，可是姥爷对待家人向来是“轻重看秤杆”，在公平方面绝不打折扣，哪怕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比方说，平时逛大菜市场，他会顺道给我们捎来一些时鲜早货。两条鱼、几块豆腐能值多少钱？可是姥爷一定会对母亲提醒一句说：“鱼五元、豆腐两元啊。”那意思分明是在和女儿“明算账”。儿女独立，绝不养“啃老族”，这也是他不成文的一条家规。
可是，他的家规有时发扬到了极致，难免生硬死板，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了。比如我哥哥在外面闯了什么祸，父亲要责打他，可是父亲在责罚孩子方面向来是雷声大雨点小，高举的手掌往往轻轻落下，只待別人前来解围将那虚张声势的臂膀拉住。可是姥爷却毫不理茬儿，还会在一旁火上加油：“打！打出血滋儿来，看他还长不长记性！”本来以为姥爷会为外孙解围，没曾想他竟然还左一个“棒子炖肉”、右一个“棒下出孝子”地煽风点火，让我的母亲气得落下埋怨的眼泪。
如果儿孙在外面搞出了任何名堂，哪怕是光宗耀祖的显荣，姥爷也轻易不在人前夸赞。表哥书法出色，贴在家中的一张条幅引来四邻五舍的赞许，七嘴八舌说年轻人将来定有书法方面的造就。姥爷却轻描淡写地上下瞅了一瞅，然后摇了摇头说：“咳，不知天高地厚呗。”以反讽的形式加以肯定，这是姥爷表示认可和赞许的方式，就算是在表扬他的孙子了。事实上，他心里一定是喜滋滋地，可是夫子之道是不能够喜形于色的。
虽说在晚辈面前姥爷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大家长，望之俨然，甚至闻之也惧。然而他仍有儿女情长的一面，这一点是在我年龄稍大以后才知道的。
那一年父母奉调支黔，亲人远隔千山万水。姥爷惦记着我们一家人，便付诸思念于笔端，写了一封很特別的家信。姥爷是一个使惯了毛笔的老骨董，当年开始流行的自来水笔对他来说很不习惯。据说姥爷为了这封家信花了大半天时间，如今我只能想象他当时如毛笔那样攥着自来水钢笔，笔尖喀滋喀滋吃力地乱跳，在信纸上戳出了好多窟窿来。这封信情真辞恳，一扫往日那股正襟危坐的老八股气味。可是他心里仍感到言犹未尽，后来竟然一个人千里走单骑，从老家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贵州看我们。当年姥爷途经武汉长江大桥时在桥边拍摄的纪念照至今由我们保存着。他那时蓄着一撮漂亮的唇髭，手捏折扇，新衣新鞋，一副心情愉悦的样子。
转眼我念大学了，那时姥爷已年过古稀，由于腿脚不灵，已很少出门了。有一年我回家过春节去看望他和姥姥。他看上去真是苍老了很多，站在那儿手上已多了一条拐棍。姥爷平素一向讲究仪容，修饰整束得一丝不苟。可是那时他蓄留了半辈子的漂亮的唇髭不见了，两腮取而代之地爬满了稀疏花白的短须，显然好久未刮过脸了。那时，母亲生了一场本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可是住进医院后却久不见好转，虽然后来四处求医、找遍偏方，还是终告不治。失掉爱女的悲剧显然对他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家人说，他常常一个人呆坐炕梢，不和任何人搭话。因为他已经耳聋了，也很难与人沟通。
晚年时姥爷来过我们家几次，虽然高龄行走已经不便，但每一回来却必然不空手来。那时候没有计程车，路途不近，他自己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过回头河小桥，又挤过菜市场，再慢慢爬上我家的二楼。那一天他给我们留下一小篮的鸡蛋，父亲顺口问了一句多少钱，因为这是家里老规矩了。姥爷却淡淡地摆了一摆手，仿佛是推开一杯滚烫的开水，回答道：“咳，算了吧。”
这不是姥爷头一遭“费用全免”地送货上门了，晚年的他，用舅母的话来说，他是“人老了，手也松了”，大概是指他对子女的关爱随着老之已至也越来越显露。我想，姥爷打心里根本没有和儿女骨亲盘算计较的意图，他不过一辈子都在身体力行，默然地化说教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古板的外表下，其实荡漾着一股润物无声的温情。
虽然我已远离故土很多年，我的书房里至今仍然珍藏着姥爷的那只小酒壶。姥爷并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像样的家财，在众多的旧物件中，我独挑中了这只貌不惊人的老酒壶。因为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对于姥爷的那份温存的记忆，也是一件历经沧桑的信物，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吉祥物。
作者：王士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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