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谋命案破解了中共“一大”召开的真实日期

2019-04-10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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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书中都还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写成1921年7月1日,不知其中有误。

1980年初有党史专家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7月1日既不是“一大” 的开幕日,也不在“一大”的会期里!“一大”开会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是发生在上海的“大东旅社谋命案”,提供了破解“一大”召开时间谜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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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

出席中共“一大” 的代表共13名,其中的一个,是来自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1921年7月14日,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自广州经香港北上抵沪参加“一大”。因夫妻同行,又是准备公私兼顾“补度蜜月”的,所以到上海以后,他们没有住进代表们的集体宿舍白尔路博文女校,而是去闹市区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开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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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璇和佟瑞欣饰演的陈公博夫妇

“一大”以后,陈公博在两篇文章中讲到,住宿大东旅社期间,隔壁房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大东旅社谋命案” 。第一篇文章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在1921年8月份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文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命案。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得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在当时,共产党处地下活动中,“一大”是秘密会议,所以文章中采用了诸多隐语,称参加“一大”为“旅行” 。

1943年,叛国投敌成了汪伪政权立法院长的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又一次提及“大东旅社谋命案”: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出我出席……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天明,忽然听得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

陈公博的这两篇文章里还说:自己听到枪响又听到女子的惨叫后,从地板上跳起来,打开房门探看,走廊里却寂静无人,怀疑刚才是梦境。到了上午9时许,有一茶房跑进来说,隔壁房间里的一个女人被人杀死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茶房说,前日有一男一女来店里住宿,今天一早那男的叫了一碗面,吃了出去,我问他要钱结账,他说等一会就回来,还有人在房间里。不料我入房间打扫,那女的已死在床上,她身中一枪,颈上还有毛巾缠着,大概男的打了她一枪,见她不死,又用毛巾来勒死的,已向捕房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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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报道大东旅社谋命案

陈公博笔下的“大东旅社谋命案”,发生在他参加上海“一大”时,且是耳闻目睹了的,可以肯定并非杜撰,由是引起了党史专家的注意与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延安时期直到“文革”的40年间,“一大”召开的时间一直是个谜题。

建党后的中共尚在幼年时期,先是在军阀政府的残暴统治下,处于秘密斗争状态,后是十年内战,又属弱势一方,还经历了万里长征。长期游击,生死搏斗,党的早期文献多未保存下来,也没有条件组织活动纪念党的诞生,随着时间推移,连“一大”召开的时间都模糊不清了。

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战,中共得以合法存在,并有了南京政府承认的地盘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稳定的环境中,中共高层开始考虑纪念党的诞辰了。

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在毛泽东的印象里,“一大”召开时间是1921年农历五月。1936年7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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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

毛泽东曾问过董必武“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董必武答:“只记得是7月在上海开会,至于哪一天,记不得了。”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将7月1日作为建党的纪念日,这一提法首先出现在了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作演讲的《论持久战》中:“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194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样,就以党中央的名义,确定“七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指示中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6月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开头说,“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也一直在7月1日庆祝建党。

人们对“七一”建党纪念日并无异议。但有党史专家认为,召开“一大”的时间始终还是个未解之谜。这并非臆断猜测,而是有充分理由的。

当时已掌握有部分“一大”代表的回忆,包括文章、谈话笔录,都没有提到“一大”的确切会期,更没有一个说到7月1日的。

13名代表到上海的时间,也否定了7月1日是“一大”开幕日的说法: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6月下旬,毛泽东、何叔衡7月4日以后,刘仁静7月7日左右,董必武、陈潭秋7月20日左右,包惠僧7月20日,陈公博7月21日,周佛海7月20日至22日之间。

中苏蜜月时期,苏方转来了当年共产国际保存的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料,对7月1日开幕也是否定的,但也没有开幕的具体日子: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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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的俄文原件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曾感叹考证之难,1971年8月4日在《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说:“有些事情缺乏文字依据,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准的。”

心犹不甘的党史专家不畏艰难,有心求证个水落石出,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氛围,不便公开考查以免“触电”, 所以在私下里搜集资料,寻觅证据 。

“文革”结束,进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新时期,破解“一大”召开时间谜团的时机趋向成熟,党史研究者从陈公博笔下的“大东旅社谋命案”,似乎看到了希望 。

关键之点,陈公博所说的“大东旅社谋命案”真否?又是否真的发生在开会期间的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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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1日,报童挥舞着报纸叫喊:“看报看报,女尸惊现大东旅社!”

喊声传处,行人纷纷掏钱买报,不过半个时辰,“大东旅社谋命案”便传遍了上海滩华界租界,成为大街小巷、茶楼酒肆的热门话题。

大东旅社由上海“四大公司”之一的永安百货公司开设,与东亚、远东、一品香并称为“三东一品”,属十里洋场上等豪华型旅馆。140多个房间装饰考究,硬件齐全,设有舞厅、酒吧、浴室、弹子房,提供吃喝玩乐住全方位服务,平日里多有大亨、闻人、交际花、青楼花魁出入其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都曾选择了大东旅社。名店效应的缘故吧,大东旅社的新闻,一向夺人眼球,为人津津乐道。今次的命案一经发生,各色人等又是大感兴趣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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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百货”今昔

《申报》的“本埠新闻”版上,案发次日的8月1日,就以《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为题先发报道,副标题十分抢眼:“被害者为一衣服丽都之少妇” ,8月2日又有《续志大东旅社内之谋命案》,3日再发《三志大东旅社内之谋命案》。综合3天报道,“大东旅社谋命案”的案情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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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再次报道大东旅社谋命案

凶手瞿松林,23岁,浦东人,某英籍医生的私人仆役,曾因私用客人账上的钱被告发,被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被害人孔阿琴,22岁,缫丝厂女工,住新闸路福兴里411号。

这一男一女是在新世界、半淞园等处游玩时搭识的,做露水夫妻已有年余,发誓虽非同日生,但愿同日死。前不久,瞿松林趁英国医生去内地避暑消夏之机,偷了他的手枪和75元;7月27日持枪从其兄长瞿振华处勒索得金表一只,现洋45元。与孔阿琴在外逍遥两天后,于30日住进了大东旅社四楼,旅客登记簿上写了假名“张伯生” 。

31日清晨,瞿松林开枪打死了孔阿琴后,大摇大摆下楼离开旅社。茶房向他索要房租,他说娘子还在房间里,待后由她来结账,分文不会少的。

茶房彭郎夫左等右等不见“张伯生”的娘子来结账,便去催促。发现房门关着,先是叫喊,后是边喊边轻敲门,却毫无回音,心中生疑,将门撬开,只见一女子横躺在地板上,身盖绒毯,僵直不动,知有变故,急忙报告总经理郭标,郭标立即向公共租界老闸捕房报案。

至于瞿松林为什么要杀死孔阿琴,其兄瞿振华向巡捕诉称:恐怕阿琴泄漏了瞿松林的肮脏勾当。

千真万确,1921年7月31日,上海发生了“大东旅社谋命案” ,这一天正在“一大”开会期间,可为破解“一大”召开时间提供证据。

陈公博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 这个“变故”,是指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会场,对此,多个代表的回忆文章中有载。他们记得,巡捕搜查的时间,在举行第六次会议那个晚上,也是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如周佛海1927年的回忆录:谁知到了第六晚,为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事发,随即散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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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共产国际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继续开会,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

其中以陈公博的记载最为详尽,因为他是在场的两个代表之一,接受了捕探的盘问,还受了惊吓。根据陈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获知如下内容:

是日晚上8点钟,“一大”召开第六次会议,刚开了个头,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出现在了门口,说是找社联的王社长。与会的代表、户主李汉俊诧异地说:“这里是民宅,哪有什么社联?也没有王社长这人。”

那人说是走错了门,道声“对不起”退了出去。

列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判断来者不善,主张立即散会以防万一,代表们于是匆忙撤离。屋里只剩下了两个代表,李汉俊是住宅的主人没法走,另一个便是陈公博,他因大会主席张国焘私下里说李汉俊的坏话,想留下来陪李汉俊谈话,看李汉俊的为人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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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场

不一会儿,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伙中西巡捕闯了进来,喝令两人不许乱动,随即开始搜查。

一阵翻箱倒柜之后,未发现什么违禁的东西。带队的探长在盘问了房主李汉俊之后,再盘问陈公博,问从什么地方来的,来上海干什?陈公博说自己是广州法政学校的教师,趁暑假来上海旅游会友。

探长又问:“你住在哪里?”

陈公博撒了个谎:“就住在这里。”因为他所住的大东旅社房间里,放着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若说了实话巡捕赶去搜查,不就泄露了天机?

搜查盘问一无所获,巡捕只得悻悻离去。

深夜里陈公博离开了李宅,出门后发现被密探盯上了,便拐进了一家商店,装作看物购货寻思如何摆脱盯梢。想起大世界电影场随便进出,场子里黑暗好脱身,便跳上黄包车直向大世界而去,偷眼瞥见密探也雇车赶了上来。

陈公博进大世界后,从书场逛到戏场又逛到杂技场,再上楼至屋顶的露天电影场,在人丛中钻来钻去,从另一部扶梯下楼,坐黄包车回大东旅社,路上窥测不见了尾巴,方才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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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大世界

次日凌晨发生了“大东旅社谋命案”,枪响惊醒了陈公博,天亮后从茶房口中得知已报了案巡捕要来时,忙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社,他在文章中解释道:“恐怕他(指茶房)找我做证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烦,如果有巡捕来侦查,保不定认识我就是昨夜被侦查人之一。”

显而易见,“变故降临”的第六晚,就是“大东旅社谋命案”案发的前一天7月30日晚上!

那么7月30日是“一大”召开期间的第几天呢?“一大”又是哪一天开幕?总共开了几天?

综合代表们的回忆及共产国际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在上海6天开会、2天休会共8天。其间开了六次会议,开会时间都在晚上,最后一天即第六次会议时“变故降临”了。

从7月30日(在内)前推8天,是7月23日,这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

7月31日,代表们为安全计,从上海转移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天会议胜利闭幕。

最终的结论,“一大”召开时间为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其中8天在上海举行,第9天在南湖举行。

是军队党史专家邵维正,殚精竭虑,焚膏继晷,破解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谜团。他在1980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相关文章,得到中央组织部领导的肯定与赞赏。自后中央及地方相关的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均据此修订了原来的提法;新版的专著、教材也接受了他的考证结论。如中央党史研究室198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破解“一大”会期的主要依据“大东旅社谋命案”,也频频出现在了新编的中共党史资料中。

转自《档案春秋》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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