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多爱读书?北图第一号读者,个人藏书几万册

2019-05-03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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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从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十七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九四七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号。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一九五八年九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三月四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二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三月八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六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

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非说他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得很少;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也读得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我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

《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试行本。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订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划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道道的笔迹,会深深地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八二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作者:逄先知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邵岭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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