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九成精神障碍患者从未寻求帮助，闻玉梅院士呼吁完善我国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根据今年初公布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各类主要精神障碍的12月患病率达9.3%，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估计达1600万。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精神障碍患病率逐年增高，精神障碍患者早已不是大众想象中让人难以触及的极少数，诸如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问题日益突出。

日前，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发起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专家咨询会上，与会专家纷纷提及，完善我国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突出其重要地位已迫在眉睫。

不断攀升的精神障碍发病率正给社会加剧负担

精神障碍包括10大类疾病，接近400种疾病类型，常见的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睡眠障碍、分离转换障碍、人格障碍以及儿童的孤独谱系障碍等。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精神障碍患者人口非常高。

根据2007年全国残疾人第二次抽样调查估计，我国共有精神残疾614万人。“如今12年过去了，这一数字正不断升高。”咨询会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谢斌教授介绍，目前我国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重性精神病患病率和发病率相对稳定，但抑郁症、焦虑症、酒依赖等常见精神障碍，老年和儿童精神卫生问题、心身疾病等日益突出。

精神障碍不仅给患者家庭带来苦痛，同时也给社会加剧负担。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研究报告称，因精神疾病造就的损失一年就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疾病损失的1/3。

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6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数据中，神经精神疾病排名第二，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按照2002年价值估计，我国仅因抑郁症这一类精神疾病，就造成513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其中直接花费的经济代价达80亿人民币。”谢斌坦言，对于精神障碍的忽视，正严重创伤我国经济。

最大的挑战来自偏见与污名化

以往，大众常常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称为“武疯子”。如今，大众对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的认识提高了，药物与治疗手段丰富了，可惜的是，大众在内心深处对他们的接受度并未真正提高。

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雄时常参加残疾人活动，他观察到残疾人虽然有身体残疾，但他们往往乐观与自信，“残疾人反而有光荣感，但精神病患者确有耻辱感。”

的确，生活中，人们普遍在内心深处更能“原谅”自己生理上的疾病，因为身体好像并不完全应该是受自己控制的；而心理上的“疾病”则不然，人们常认为心理应该是可以被调控的：我应该能掌控我自己的心理、情绪、想法等。

研究组成员通过对浙江等五地社区进行调研发现，除重性精神病患者外，接近九成的其他精神障碍居民从未主动进行过任何求助。

“很多心理疾病患者往往有很强的病耻感，他们认为自己生病就是一种耻辱，无法对外界言说。”杨雄说，正是这种病耻感影响着许多心理疾病患者的求助之路。

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中国，更在于整个东亚文化圈。比如，我们的邻邦——日本，始终保持着人均精神科床位数最高的记录。“家中一旦有重性精神病患者，家属的观念是最好送到医院去，不要再出来。”谢斌介绍，日本人在相亲时，有的家庭甚至会雇用私家侦探去查探对方是否有精神病患者。

到本世纪中叶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心理健康”

目前，我国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面临的问题不少，称得上艰巨。闻玉梅指出，我国精神障碍患病率高，受众对于心理健康需求巨大，但专业资源却严重不足。同时，我国目前服务体系并不健全，服务模式相对陈旧，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甚至不乏“住”了30年的老患者。

“在我国，针对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服务模式往往以精神专科医院就诊、封闭住院为主。而发达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让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介绍，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精神卫生领域制定法律的国家，法国正通过分区划包干、家庭-社区联动的方式，让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

可见，让精神病患者走出传统封闭式的医院，并在社会各类机构中康复，最终服务于社会，并非天方夜谭。因此我国完善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更显重要。

“只有加快解决体系建设中的瓶颈问题，提高服务的可及、便利与公平性，方可增强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闻玉梅所带领的研究组初步提出以下方案。

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可以分阶段逐步完善体系。比如从2020年至2030年，通过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面—网—体”结合服务体系；2031年至2040年，完善并强化城市新型服务体系，试点探索农村“面—网—体”结合服务体系；2041年至2050年，实现城乡一体、便捷可及的服务体系构架，国民心理健康素养得到明显提升。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希望到本世纪中叶能够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心理健康’。”闻玉梅说。

作者：记者 李晨琰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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