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刘厚生：我的心啊在戏曲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前党组书记刘厚生因病于昨夜逝世。刘厚生长期在上海工作，始终不渝地关怀着上海的文艺事业。2012年，报曾经专访刘厚生，让我们重读此文，缅怀这位上海文艺界的良师益友。
敲门声响过之后，刘厚生拖着缓慢的步子亲自来开门。91岁的老人，身体弯成了将近90度，曾经1米80的挺拔个子，如今看上去不足1米70。他很坦然地笑笑，说“唉呀，我这个腰不好。护腰带了十几年了，每天都要带上大半天”，说着就把外衣提起来，用手敲了敲那个齐胸高的硬壳子，发出“嘭嘭”的声音。他又指指自己挽起来的裤脚管：“再加上年纪大了，人也缩了，原来的裤子，现在都长了。”
这是北京北二环旁的一幢高层。房子是二十多年前文联分的，四室一厅，基本没怎么装修，除了旧，还透着零乱。这些日子，他正忙着收拾东西，“到了这个岁数，得安排自己的后事，不安排好的话，将来给别人添麻烦。”很多人都会忌讳的话题，他说来却淡定得很……
对于人生的终极命题，他不伤感，也不恋旧。刘厚生更愿意向前看，“戏曲界的事儿多，虽然现在不开会不看戏了，但还是关心，着急。”所以，他安排后事的方式，就是和老伴儿把多年积攒下来的50万元人民币和两三千册藏书都捐给了剧协，建立青年图书馆。别人调侃：现在还有人看书吗？他却说得认真：搞戏剧的人，不能不看书。而且，书放在图书馆还能得到妥善的保存。
家里的书架因此空出来了一大半，但地上、桌上仍然堆了不少书。“乱得一塌糊涂”，他一边说一边抬起手来摆了摆，灯芯绒的上衣袖口已经磨破。书桌当中那块没有被书侵占的空间，摊着几张稿纸，是他为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写的序。“每天写一点，不敢多写，不然眼睛吃不消。”去年，他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但因为做不到“少看近，多看远；少看小，多看大”，恢复得并不好。说起这事儿，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戏剧家游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一直劝他不要再写了，可他说这本书角度很特别，他实在很有兴趣，有很多话要说。”
一个星期之后，上海大学教授朱恒夫收到了刘厚生亲自去邮局寄来的序言书稿。3500多字，一笔一划地写在稿纸上，清秀、工整。
他虽然腰很弯，但骨头很硬，永远都实事求是，不偏不倚
刘厚生的书房很乱。一来是书籍堆放得到处都是，二来则是他的藏书包罗万象，连武侠小说都有。他说平生最钦羡的就是那些皓首穷经，以一生精力钻研一个题目的学者，对那些抓紧一切空隙时间，甚至在逆境中努力进修而卓有成就的人更十分佩服。而自己看书却很杂，抓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专攻一项，吸收得也不好，再加上因循懒散，虽然一辈子都在读书，但正经做学问的时间却不多。“到老了，后悔也没办法了。”他摆摆手，温和而自嘲地笑。
然而，在圈里，他却是人人敬重的评论家，精通中外戏剧和各门类的中国戏曲，虽然没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但对中国戏剧和戏曲的现状和发展却有着准确的判断，提出的观点往往一针见血。他组织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戏剧卷，中国戏曲学会推出的《中国当代百种曲》丛书也是在他的倡议下编纂而成。
尽管毕业于国立剧专，但相比于戏剧，刘厚生对戏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他说这一方面是因为话剧本身就是新的，发展的问题不大，而戏曲的发展才是紧要的事；另一方面，他虽然是学戏剧出身，但搞戏曲的时间更长，了解得更多些。早在1948年，他就进入袁雪芬主持的雪声剧团，以担任剧务为名从事进步工作，从此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1949年之后，他在上海市文化局担任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和处长周信芳一起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戏剧家应耐良现在还记得当年与刘厚生在处里共事的日子：整天看戏，审查剧目，去芜存菁。就拿京剧《乌龙院》来说，之前上演时会为了取悦看客而让演员做出有色情意味的表演，审查时就去掉了。因为工作强度太高，有时候为了放松神经，刘厚生还会约大家下班后打牌。
刘厚生特别重视剧目的创作，在他的观点里，剧目是一个院团、一个剧种得以生存发展的载体。周信芳艺术研究会会长、曾经担任上海京剧院副院长的黎中城告诉记者，当年上海京剧院创排新编历史戏《曹操与杨修》，业界争议很多，刘厚生作为中国剧协副主席和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自始至终给予支持。后来上海京剧院重排《盘丝洞》，同样得到了刘厚生的肯定，评价说这出戏有浓重的海派特色，又有很多京剧技巧在里面，鼓励京剧院除了《曹操与杨修》这样厚重的新编戏之外也要多排此类剧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厚生提出上海京剧院可以尝试一些海派剧目连台本戏，如今被视为经典剧目的《狸猫换太子》就是在他的建议下创作出来的。前几年，上海京剧院创排《成败萧何》，他应邀飞来上海看初排，很喜欢，觉得有分量，有思考，很好看，但又担心会不会因为主题过于沉重而失去观众，建议创作者增加舞台上的可看性。他更是为全本《长生殿》十年护航，本报老记者、《长生殿》的制作人之一唐斯复这样回忆：2002年夏天，我带着剧本初稿到他家征询意见，相当于五个剧本的篇幅，他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2007年，他在看完四本的正式演出后出席研讨会，对创作进行全面点评之余，还衍生出了对昆曲创作的看法：“像《牡丹亭》、《长生殿》这样，把一流大作的传奇整理成多本的新连台本戏，肯定是昆剧发展道路之一。”
“他虽然腰很弯，但骨头很硬，永远都实事求是，不偏不倚。”评论家龚和德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位老朋友这也正是刘厚生受人敬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2006年，上海昆剧团将《邯郸梦》整理公演，刘厚生非常喜欢这出戏，称之为“我最赞赏的戏之一”，却并不认为上昆版是唯一正确精彩的版本，“正好像多种《牡丹亭》一样，你王仁杰可以这样缩编《邯郸记》，也一定会有别人那样改写；你上昆、计镇华这样演出，当然也欢迎别的剧团另起炉灶。”他甚至还提出，上昆版对于剧中八仙的处理，也还有斟酌考虑的余地。他总结戏曲艺术和戏曲事业在1949年之后的快速发展，并不将其看做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提高之后的一通百通，指出“这里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这根源就是戏曲从辛亥革命前后起就接受时代的推动，进行了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或成或败的革新。“有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根本方针，又有了还很新鲜的具体的经验车辙，就使得我们一着手进行戏曲改革就走上正途。”2006年，文化界纪念越剧诞辰百年，他回顾上世纪40年代开展的越剧革新，特别提到南薇和韩义两位元老，感慨他们的坎坷遭遇：“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仍然要说，假如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这些运动应该有所总结、评价）中，对南薇、韩义他们能够一分为二，多些尊重，多些宽容，多些耐心，更科学地帮助他们在艺术实践里逐渐体认到自己的某些不足他们当然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他们肯定能创造出思想上艺术上超越过去的新的成就。那将不仅是他们本人的收获，更是越剧的财富。而今天，我们只得无奈地说，压扁了这两个人，越剧少了几个可能出现的好戏。”
如今，年过九旬的刘厚生仍然牵挂着戏曲的发展。在他的书架上，叠着厚厚一摞某京剧专业期刊。从书架边走过时他很不满意地说：“这杂志编的不怎么样，京剧的前途问题，革新问题，发展问题，都没有好好讨论。”对于地方剧种的衰落，他尤其感到忧心忡忡。“情况不好。政府重视不够，而且院团都企业化了。”说完，叹着气。他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尽管对戏曲一往情深，但也承认“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承认戏曲也会衰老，“如果被时代淘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只是在他看来，有一些地方剧种还有发展的余地和空间，可以跟着时代往前走，“只要吸收新的营养，同时保留自己的特点，通过竞争，生存得好一点。”
出门看戏，回家看书写文章
大概是在5年前，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去淮阴调研。当时刘厚生正在扬州开会，听说此事，专门赶到上海来和大家汇合，再一起坐五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淮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八十五六岁高龄了。在应耐良的记忆里，只要是和戏曲有关的事情，刘厚生都兴致盎然。
因为，他爱着这一切。
关于刘厚生的爱看戏，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中国剧协秘书长刘卫红说，他每天都要看上百场戏；游默说，他一周起码有四五个晚上在看戏；应耐良告诉记者，即便是那些不出门看戏的晚上，刘厚生的老伴儿也会在睡觉前帮他把电视节目调到央视戏曲频道；他自己则说，这辈子占据他生命最多的事情，除了开会，就是看戏。看戏是一份体力活，但对戏的热爱，以及由爱而生的使命感，让他能够抵抗不断增长的年岁和不断下降的体力。唐斯复回忆2006年《长生殿》进行第一、二本试演，85岁的刘厚生作为第一批观众，带着老伴儿到兰心剧场观看；2007年又专门来上海观看四本的正式演出；“2008年，《长生殿》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我问他：您还看吗？"当然看。"他斩钉截铁，于是，又连续四天走进剧场，每看一轮是十个多小时。《长生殿》精华版问世，2009年在苏州首演，他依然是第一观众。”最近一两年，他才渐渐地不看戏了，“晚上打车不方便”，但碰到有新戏上演，还是关心得很。前段时间，他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新编京剧《霸王别姬》的文章，特地剪下来，寄给同样关心着戏曲的龚和德。
看完戏，回到家，他就坐进书房，埋头写字。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李玉茹一生都是个勤奋的人，身勤手勤，思想勤奋，而且越老越勤奋，熟悉他的人都说，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从十五六岁起就学着写稿子，这么多年来，他在家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书桌前写文章，到底写了多少篇，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他参加活动和看戏后的所思所感，他自谦地称之为“千虑之一得”，还有不少则是应邀为别人写的序跋。因为刘厚生的业内的名望，很多人都愿意请他写序，他甚至得了个外号：“序言专业户”。然而，尽管是受人之托，他写序言却从不虚情应付。朱恒夫就说，很多人担着写序的虚名，其实都是在现成的稿子上签个名，但刘厚生却不一样。他总是亲自把书先看一遍，认真思考之后再动笔。刘厚生不会用电脑，文章都是他一笔一划写在稿纸上。为了写这些字，他虽然去年做了白内障手术，却一直恢复得不好。前些年他来上海时对应耐良说，觉得自己写文章已经大不如前，累得很以前可以一气呵成，现在第一天写的两千字，第二天一看，不行，要改。但他还是坚持写，还鼓动老朋友跟他一起来写。黎中城说，自己近年来事务缠身，疏于写作，“他（刘厚生）就一直叫我写，说现在缺好的剧本，又说我大半辈子的经验，不写太可惜。”应耐良也说：“他老催着我写回忆录，说写下来都是珍贵的资料。说脑子要多动，不写文章也可以写日记。还说你是能写的人，不应该不写。”
他爱戏，也爱那些和他一起在戏剧和戏曲界结伴前行的人。龚和德记得，以前每次和刘厚生一起到上海出差，他只要有空余时间，不休息，到处跑，去看望黄佐临、王元化、袁雪芬这些老朋友。这些老朋友大多住在医院里，“他也不跟接待单位要车，也不舍得打车，就自己挤公交车去。”逢年过节，同行们惦记他，给他写贺年卡，他每封必回。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单跃进跟记者说，自己今年其实很纠结，怕他回信太累，但又很想表达心意，犹豫再三，还是寄了卡，结果春节没过多久，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在刘厚生的文章里，有很多是纪念前辈名家之作他说自己现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完成别人的约稿，抽空写一些自己想写的，而这些纪念的文字，就属于后者。“最近你们报纸的《笔会》上那篇谈梅兰芳的稿子，就是我想了好多年要写的。”那些文字就好像一幅幅人物肖像，准确、灵活而生动，同时又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他自己的样子，证明了那句老话：人以类聚。比如他写黄宗江，说他是一个“富有才华但毫无骄矜自大的人”；一个“平易近人但绝不是没有鉴别力，没有分寸感的庸俗的老好人”；一个“胸无城府，直率坦诚具有民主风度，但并不粗暴，决不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人”；一个“交游广阔，朋友遍天下但不是没有是非的人”；一个“写作快手，下笔千言，言必有据，但不草率，有时对某些人某些事说了又说，写了又写，或以为病，其实念念不忘正是他真挚的感情”；一个“有原则的自由思想者”。他在纸上留下自己对这些朋友的情谊和敬意，真诚地希望年轻一辈能够了解他们。
一件呢大衣穿了几十年，却捐出了毕生积蓄50万元
和很多学术大家一样，在生活上，刘厚生只有小学生水平。他的老伴儿曾经跟应耐良曝料，说他分不清菜的好坏，难得买个菜，回来有一大半要扔掉。但是，今年春节过后，老伴儿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他除了照顾老伴儿之外，也不得不做起了自己不擅长的那些家务事，比如熬点粥，下个面汤，或者拄着拐棍儿下楼去买点包子馒头馄饨水饺。前一阵子，他给龚和德打电话，说自己现在熬粥已经熬得很好了。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钟点工一个星期来一次，主要是打扫卫生洗洗衣服。朋友们几次三番劝他让钟点工多来几次，起码可以每天帮着做一顿饭，他却说用不着，没必要花那个钱。
“抠门儿，太抠门儿”很多人都这么评价他。龚和德说他一辈子舍不得买新衣服，一件呢大衣穿了几十年，只有在出国访问时才穿得笔挺。刘卫红向记者透露说，夫妇俩在北京生活，一个月的花销加起来不超过1200元，大多数时候都保持在800多元；他开会带回家的那些材料，用完了不舍得扔掉，在反面写字；一顿饭，微波炉反复加热，能吃上三天。过年前，剧协的工作人员去看望他，发现老两口的衣被都旧得不行，二话不说帮他们把棉被换了，想再换件棉袄，他不答应，说“我这辈子就穿这件棉袄了，不用换了。”旁人看不过去，他却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总是说：“一张床就这么大，一个胃就这么大，够了。”
但是，对别人，对社会，他却慷慨之极。中国剧协老干部处办公室的墙上，贴着老干部们为玉树、舟曲捐款的明细单，刘厚生和老伴儿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各捐了一万元。去年，两人更是把毕生积蓄50万元全部捐给了中国剧协，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当天给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打了个电话，请他上家里来一趟。季国平还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赶紧过去，到了以后，刘厚生从屋里端出一个纸箱子，打开，全是一捆一捆的钱，叫季国平“今天就拿走”，还特意关照说不用请示，也不要宣传，“要不然我们就不高兴了”。季国平当时就愣住了，回过神之后，问他们这么多钱怎么搬回来的，刘厚生的老伴儿很得意地回答说，是她今天一万明天两万那么一点点从银行取回家的。后来，剧协还是举行了一个小仪式，包括游默在内的老朋友们这才知道他捐款的事情。“很多人都不赞成他这么做，说50万元，能起什么作用？成立基金都嫌少。他自己还过得那么苦。”游默对记者这么说，心疼心酸之情溢于言表。刘厚生却说，希望剧协用这些钱办一个图书馆，鼓励年轻人读书，演员可以提高文化素质，外行也可以多了解戏剧和戏曲。他一直认为，内行要站到更高的角度，外行要站到戏曲的内部来，两者结合，戏曲向前发展就有了力量。
“老年人，生活简单得很，没那么多需求。”这一次，当记者再度问起他捐款的事时，他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点自己想看的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所以希望自己别生病，别糊涂。“我从二十多年前开始，每天早晚做点自我按摩，梳头，揪耳朵，保护思维能力。挺管用，起码到现在还没糊涂。”他说着，抬起手在头上摩挲了两下。
作者：邵岭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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