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理论创新的新尝试：读傅梦孜研究员《“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

▲《“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  傅梦孜著  时事出版社

五年多来，“一带一路”的实践浪澜壮阔、气象万千；“一带一路”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研究人员若过江之鲫，研究成果堆积如山。显然，“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具活力的政策创意，最光耀夺目的“显学”，最有潜力的学术盛宴。

三月京城，繁花似锦。2019年3月，时事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研究员专著《“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则是芟“繁”就“简”、“闹”中取“静”，“热”问题“冷”处理，以客观性、学术性、前瞻性见长，成为“一带一路”学术百花园中一抹独特的风景线。持续性是“一带一路”研究中的冷点、难点，选题本身就高度敏感、尖锐，体现出作者的学术自信、政治自信和道义自信。围绕“持续性”，作者从历史、经济和政治三个学科视角，解读“一带一路”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构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憧憬“一带一路”的光明前景。

通过挖掘中外历史文献，采取历史分析方法，作者不仅复原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来龙去脉，而且澄清了古代丝绸之路与当代“一带一路”的关系。作者开篇就指出，“一带一路”源于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这是对两者关系的精准定位。从时间上看，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经历过由点到点、由近及远逐步连接的过程，丝绸之路的起源，则因此难有准确的时间界定。从路线上看，这种贸易路线并非单一、通达大道，而是呈网络状分布。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建雄近期所言，“一带一路”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不是其延续、重建和再造，严格讲这两者并没有直接联系。

在历史回顾中，作者重点解剖古代丝绸之路时断时续的问题，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经济互惠、交通设施齐全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而战争、政治动荡、沿线大国阻挠、闭关锁国政策则是丝绸之路中断的根源。以史鉴今，这些历史经验对“一带一路”可持续性仍有重大参考价值。

▲4月26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从经济学视角构建“一带一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是全书的核心价值所在。作者以“超大规模经济的外溢效应”“价值链延升与攀升效应”“通道辐射型的区位导向”“基础设施建设的长程性”等四个变量为出发点，寻找四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建立“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因果逻辑。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必然具有全球性效应，更具有对周边地区的吸纳和辐射功能，这是形成新兴经济圈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带一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经济的规模和体量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更取决于经济的“质”。巨大的产能规模，也明显存有高耗能、高污染等特征，不可能像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一样，通过“雁阵模式”逐步实现产业外移，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有能力吸纳如此巨大的产能，更何况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受到多数国家的普遍抵制。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规模和体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则取决于质量和效益。只有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由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由国内向国外延伸，“一带一路”才能获得持久动力，也才能够赢得合作伙伴的广泛支持。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排名，2016年中国创新能力排第25位，2017年上升到第22 位，是前25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依照现代国家工业体系划分，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全球分工中，中国处于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独特位置”，在全球价值链以及地区价值链中具备全面的“上接下引”能力。上接发达国家中下端技术制造，下引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必然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形成全球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

“超大规模”代表中国经济的“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代表”中国经济的“质”，在“质”“量”兼备的情况下，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圈还需要适当的平台和机制，作者构建了“通道辐射型的区位”导向的概念。通道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基本骨架，“六大走廊”代表一种国际分工的全新地缘布局，也是攸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地缘经济路线。“一带一路”要贯通亚欧非通道，实际上是要使产品生产区、资源区和消费区互联互通，这是“通道辐射型的区位”导向所决定的基本布局。通道与区位相互关联，通道上的便利有助于投资区位的选择。基础设施是通道建设的基础和重头戏，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的特征，因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长期以来严重不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必须建立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机制。

▲印尼雅万高铁重点工程瓦利尼隧道贯通，该项目是“一带一路”合作的典范。新华社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平台”都具备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就不成问题。从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的国际性经济合作倡议，必然产生政治溢出效应，只有获得相关国家政治上的理解、认可、合作，最大可能减少误解、疑虑、抵制，才能谈得上“可持续”。中国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不断磨合与适应，形成战略对接，避免战略对冲；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利益冲突；构成相互依赖，避免过度依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政治两轮驱动、相得益彰的效果，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经济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生动力，政治是外部环境，也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

“一带一路”研究涉及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学科，是一个综合性难题，迫切需要跨学科的学术创新。傅梦孜研究员的新著可谓是这个领域的拓荒之作、及时雨，从历史、经济和政治三个学科视角入手，在每个领域都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成果，体现出作者贯穿古今的历史视野、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一本好的专著既是知识的精华，更是家国情怀的结晶。

作者分别从历史、经济与政治的三维视角解读“一带一路”的持续性，但是没有对这三维之间的相互关系、内在逻辑、理论体系进行进一步研究。这为“一带一路”的未来研究者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指示了方向，预示着更广阔的跨学科理论创新空间。

作者：王思丛（国际关系学者）

责任编辑：陆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