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任溶溶:我写儿童诗,就是从生活中找有意思的事

2019-05-22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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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个5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任溶溶度过了96周岁生日。这位鹤发童心的老人,最青睐的就是儿童诗。他创作的儿童诗集《怎么都快乐》和翻译诗集《如果我是国王》新近推出,前者集结从1953年到2017年他创作的童诗100首,按时间轴排列;后者精选他翻译的儿童诗60首,按作者和国别排列,含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楚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巴尔托、米哈尔科夫、罗大里、米尔恩等,篇篇朗朗上口。

任溶溶如何看待儿童诗的创作和翻译呢?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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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给孩子的诗”系列

《怎么都快乐》

《如果我是国王》

任溶溶   著 /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跟小朋友谈我自己写诗

我是个写诗的老人,写了几十年诗,我跟大家谈谈我写诗。

诗是多种多样的,诗人各有各的风格,各找各的写诗的好点子。我写儿童诗,为了吸引小朋友,就找好玩的点子。孩子好奇,我常让他们猜点儿谜,孩子没耐心,我常带点儿情节,带点儿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例如我写过让小朋友敬爱老师的儿童诗,就是《爸爸的老师》。我写一个小学生跟大数学家爸爸去看他的老师,结果他的老师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自己读三年级了,这位老师才教一年级,可是他的爸爸恭恭敬敬地对这位一年级老师说:“我学会二二得四是您教的!”小读者会觉得很有趣有意思,对不对?我想出这个点子,难道是我特别聪明,是天才吗?非也。这点子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儿子小时候,上了高年级,就不那么尊重原来低年级的老师,我看到了,就想到自己的启蒙老师,给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是从生活中来的。

我写过一首儿童诗,也是从生活中来的,叫作《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诗是这么说的:“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可连我都莫名其妙:/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忽然又会变得很小。……”这一首诗里说的事情,其实是真的,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当然,也有虚构的地方,就是我没跟姥姥住在起。姥姥是加出来的。当时我的爸爸妈妈上普陀山去玩,还带上我的哥哥。不带我去是对的,因为我实在太小,路上带着我不便,即使我到了普陀山,因为太小,也不会懂得游山玩水。可是他们临走时说我大了,我就觉得十分矛盾,我到底是小还是大啊?

我还写过一组儿童谜语诗《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内容猜的是各种工作。例如:“我的爸爸又高又大,/当然不会魔法,可是半尺高的匣子,能到里面讲话。/他在北京轻轻说声:/‘你们好哇!’/连新疆的小朋友们,/也听到啦!/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后来我又加了几个谜语,写成一首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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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诗,全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可以一首一首告诉你们生活中是怎么回事。比方《强强穿衣裳》,讲强强一早起来穿衣裳,穿上一个袖子就去玩一样东西,穿上另一个袖子就去玩另一样东西,到晚上正要穿最后一只袜子,妈妈却叫他快脱衣裳上床。这点子也很巧妙,这首诗也受小朋友欢迎。可这个强强做的,正是我孩子小时候做的事,只是我把它夸张一下就是了。

当然,我也会把孩子的事编成童话诗来写。例如《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或者写作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大家也许觉得奇怪,“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前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加上个“或者写作”呢?是这样的,前面一句,“怪物”用特大字体排,“小学生”用特小字体排,后面一句倒过来,“怪物”用特小字体排,“小学生”用特大字体排。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怪物的名字就叫“困难”,它千方百计要难倒这个小学生,可是这个不怕困难的小学生终于把它打败了。诗中连“+-×÷”“abcd”都有。我无非是想逗小朋友读我的诗,听我给他们讲道理。

关于这首诗,有一件我没想到的事。在庆祝《儿童时代》复刊的大会上,特意请老演员乔奇同志来朗诵。我一下子发现了朗诵的威力。乔奇同志用他洪亮的声音,充满戏剧魅力,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地把故事讲给满场的小朋友听,自高自大、神气活现的大怪物,怎样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怪物,抱头鼠窜,他让全场小朋友听得入了迷,最后哈哈大笑,掌声雷动。我坐在那里简直呆住了,他朗诵的诗是我写的吗?我更吃惊的是,他稿子也不看,一口气朗诵下来,我就办不到。真是老艺术家啊!后来,我在收音机里又听了一遍他的朗诵,还请电台朋友帮我复录下来,可惜这位朋友后来出差去了,我至今没有拿到音带。

过了几年,我用章回体传统说唱形式(显然受了乔奇同志朗诵的启发)又写了一首童话长诗《小哈哈斗哭精》,讲一个小朋友总是笑哈哈的,气坏了“哭精”,他千方百计要让他哭,结果失败了,只好自己大哭。诗的结尾是:“他既然最爱哭,/就让他哭个畅,/而我们哈哈笑,/在笑声中成长。”这首诗让我得了一个奖。

总而言之,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事,却也不是什么事都值得写,我们要善于找出其中值得写成诗的事来写,找到了就是灵感来了。大家也可以注意别的作家在生活中找什么点子。

我从生活中找有意思又有趣的事来写,我就是这样写儿童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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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译儿童文学

我是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创作的是儿童文学,翻译的百分之九十几也是儿童文学。

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并不长,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开始的。和新文化运动开始时大量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当时也介绍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像《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等等。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都译过儿童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给文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借鉴。我翻译儿童文学近60年了,也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由于过去对外国儿童文学报道得少,我感到有责任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访求这方面的著作。在我给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杂志时,我有意多报道些这方面的信息,每年第三期(赶上“六一”儿童节)还刊登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想引起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儿童文学到底是整个大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啊!

儿童文学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读者对象十分明确,是孩子,而且不是笼笼统统的孩子,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还要分幼儿、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给幼儿译外国儿歌,自然要译成儿歌样子,琅琅上口,给大孩子译书又不要有娃娃腔,孩子大了,都不爱别人把他们看作娃娃。其实这也很简单,就是译文跟着原作走,和所有的翻译一样。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了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给儿童看的书不比给大人看的书,不能靠加注解来解决问题,说某字和某字同音,因此怎么怎么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外文。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我们大人为了读名著,可以硬着头皮看注解,孩子却是连作者是谁也不管,只管作品好看不好看。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从文字上说,这似乎不太符合翻译“信”的原则,但通过这个办法,让中国孩子和外国孩子一样喜欢读这本书,这应该是原作者的希望,至少我认为这样做对得起原作者,符合原作精神,这倒是大大的“信”。如果地道一点,在译者前言后记中说明一下也就是了,而不影响孩子快活地读这本书则是首要的。

不过的确有无法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像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Dr. Seuss)的作品,我读了近二十本,好容易才挑出五本翻译过来,包括他的代表作《戴高帽的猫》(The Cat in the Hat),为了押韵,我也只好不译作“帽子”而译作“高帽”,真幸亏中文“猫”和“帽”押韵。其他十几本全是文字游戏,中文取不了巧。由于这个缘故很难译的书不少,名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就是一本。我记得译这本书的赵元任先生说过,他这本书是用游戏的态度译的。我觉得译幼儿书是要用这种态度,里面那么多“nonsense”,译者译书当然是严肃认真的,但反映在译文上可不能“严肃”,要不然反而违反原书主旨,把小读者吓跑了。

我翻译这么久,觉得最有成就的是翻译儿童诗,翻译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儿童诗。上世纪50年代,我真花了很大力气译儿童诗,重要的儿童诗人的作品我都翻译过,像俄罗斯的普希金的童话诗,叶尔肖夫的长篇童话诗《小驼马》(即《凤羽飞马》)、苏联马雅科夫斯基、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巴尔托,意大利罗大里的长短儿童诗。假使你们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你们没有接触过。假如你接触过,你就会知道他们多了不起。还有英国了不起的诗人米尔恩的儿童诗是一流的。 这些诗当时大受小读者欢迎,一印再印,也受到儿童文学作家重视,巴尔托的“快活的小诗”还成了儿童诗的一种样式。

我译的那些诗原作都是格律诗,我把那些诗译成了“我的”格律诗,无他,他们格律诗的音步不外乎“轻重”“重轻”“重轻轻”“轻轻重”“轻重轻”,也就是一个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我也就按照原诗的音步,每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或者译成“从前/有个/王子”,或者译成“古时候/有一个/小王子”。这样既跟原诗格律同“步”,又符合中国诗的习惯(普遍都是两音节一音步的,而京戏里不是有大量三三四格律的句子吗?像《失空斩》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读起来顺口——孩子读起来顺口,这是我最关心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当时情况,翻译一时停顿,我感到我也有许多东西可写,一口气创作了许多诗,应该说,这是我长期翻译外国儿童文学,学到了不少东西,让我入了门的结果。

作者:任溶溶(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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