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的力量 | 包亚明

2019-05-24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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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商和物流便捷地把外卖和食材送到家门口的时候,餐馆、街道和商场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让人换下睡衣出门?数字化已经重塑了街道的内涵,也重新界定了街道的打开方式,步行的困境则愈发变得复杂。

街道的力量:“伟大的街道造就伟大的城市”

在简·雅各布斯看来,街道是我们归属感的一部分。她认定城市就是街道。街道不是城市的血管,而是神经网络,是积累的智慧。街道上的互动,是一个城市的公共生活的开端,只有居民才是城市最终的推动力,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时期的公共街道。同样秉持非主流和民粹观点的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在《人的街道》一书中这样描述意大利的街道:“街道不会存在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亦即不可能同周围环境分开。换句话说,街道必定伴随着那里的建筑而存在。街道是母体,是城市的房间,是丰沃的土壤,也是培育的温床。其生存能力就像人依靠人性一样,依靠于周围的建筑。完整的街道是协调的空间。”(转引自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尹培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阿兰·B.雅各布斯同样赞同简·雅各布斯的观点,他认为街道以一种最基本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户外活动的场所;同时,街道也是社交与商业活动的空间。“置身其间,你可以与人会晤——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依恋城市环境的基本原因……有些街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交换商品与服务,街道是个生意场。这样的街道就是一种公共生活的橱窗,用以展示社会所提供的诱人商品。”(阿兰·B.雅各布斯:《伟大的街道》,王又佳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3页)阿兰·B.雅各布斯强调街道的功用并不仅仅是让人们能够方便地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街道是组成公共领域的最主要因素,其他任何城市空间都望尘莫及。它们是公共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公共机构的直接管理。”(《伟大的街道》,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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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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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雅各布斯认为好的城市的活力是在非规划的、自组织的、即兴生长的街道中孕育的,人们按照需要而自然选择的生活,构成了街道赖以存在的混沌的复杂性,并创造了连续而短小的“街道眼”,从而激发出自发自由的街道芭蕾的“舞步”。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同样关注非传统非西方“主流”建筑的文化,他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一书,突破了狭隘的学科藩篱和社会偏见,展示了可容纳10万观众的美洲史前剧院区域、供数百万人居住的地下城镇和乡村等奇观。鲁道夫斯基希望在那些公共空间的“原始”建筑之美中,找到陷入困境的工业时代人类生活的出路。他认为,街道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建筑智慧与人类生活方式的交汇点。可以说,街道聚焦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如何更高质量地可持续地生存,以及在生存过程中如何维持和谐共处的邻里关系。

人的活动是阿兰·B.雅各布斯关注的焦点,在街道上人与人的关系中,他更强调街道是一种人的运动:人们四处观望、穿行其间: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们的脸孔和身形,那些变化的姿态与装扮,都在不间断地运动着。同样认同简·雅各布斯的理念的珍妮特·萨迪-汗担任过纽约交通局长,在6年多的城市治理过程中,她始终关注街道与人的力量,她认为不仅仅是纽约市民,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居民都开始意识到街道的重要性,并希望追回属于他们的街道,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从未被满足的对于城市宜居公共空间的渴望。在《抢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一书中,珍妮特·萨迪-汗认为街道是一个城市社会、政治与商业的动脉,街道也划分着政治与文化的边界:“一直以来,城市是孕育文化、科技、商业的摇篮,历史上的先进思潮和文明在此碰撞交汇。然而,当今世界特大城市的街道上却鲜能体现出这种创新性……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非常适宜人们步行、骑行或者闲坐,那么这座城市也会激发人们创新,促进投资,并吸引人们长居于此。”(珍妮特·萨迪-汗等著:《抢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宋平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引言第xv-xv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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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萨迪-汗与《抢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中译本

迈克尔·索斯沃斯和伊万·本-约瑟夫在《街道与城镇的形成》一书中,不仅认同街道是聚拢城市居民的黏合剂,而且认为街道是为城市生活而搭建的公共框架,并不只是仅供车辆穿梭的交通通道。和珍妮特·萨迪-汗一样,他们也认为街道应当发挥鼓励街头生活的优势,应当而且必须能够适应不同的使用者。街道网络应当满足行人、骑行者、出租车、公交车等使用者的共同需求,应当用于维系居住区的宜居性。“街道建设的目标是创造出功能完备、适宜居住的街道,而且要使得这些街道关联所处的自然与历史背景,支持所处社区的社交生活,并且对使用者而言它们既舒适又安全。”(迈克尔·索斯沃斯和伊万·本-约瑟夫:《街道与城镇的形成》,李凌虹译,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3-4页)迈克尔·索斯沃斯和伊万·本-约瑟夫认为街道设计标准必须对自然与历史环境、社会生活与文化具备灵活性和灵敏的反应,这已经接近了阿兰·B.雅各布斯讨论的“伟大的街道”的问题。

阿兰·B.雅各布斯坚信“伟大的街道造就伟大的城市”。当阿兰·B.雅各布斯提出“伟大的街道”这一理念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散步的场所、物质舒适性、清晰的边界、悦目的景观、协调性、良好的维护管理措施,这些显然都是伟大街道所应具备的物质特征。但是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伟大的街道一定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是和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这样的街道公共空间能够彼此交流、不再感到孤独;能够聚集起来,创造有意思的社区生活。这样,街道不仅成为了社会化的容器,而且成为了表达公共见解的场所,人们在街道上感觉到舒适和安全。“最优秀的街道能给人带来强烈、持久、积极的印象;他们抓住你的眼睛和想象。这里是快乐的地带,让人们不知不觉希望故地重游。”(《伟大的街道》,第306页)

步行的困境:人们逐渐遗忘了行人的身份

阿兰·B.雅各布斯认为伟大的街道中一定蕴藏着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含有想象力和灵感等不可思议的属性。步行,也许是发现街道魔力的最有效的手段;或者说,在城市街道中步行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丽贝卡·索尔尼在《走路的历史》一书中认为:走路不应追求以最快速度走最短路程;相反,走路不只是日常生活中寻常的移动方式。正如卢梭认为的那样,步行是一种简约的运动与沉思方式。丽贝卡·索尔尼描摹了一些近现代著名行者的“肖像”:卢梭只有在徒步旅行的时刻,才想得这么多,活得如此鲜活,体验如此丰富,能尽情地做回自己。卢梭的一部晚年作品,每一章的题目都有“行走”两字,这部描绘思想和步行关系的著作就叫《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克尔恺郭尔也关注步行与思想的联系,也同样是一位行者。克尔恺郭尔每天最大的娱乐就是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行走,他从未在家里接待过客人,他的客厅就是哥本哈根的街道。在步行中和许多路人维持泛泛之交的方式,使克尔恺郭尔能够既疏离人际关系又置身于人群之中,这使他能够同时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之中。本雅明堪称伟大的街道游荡者,对于本雅明而言,城市是只能借步行游荡来理解的组织,在本雅明称为“19世纪的首都”的巴黎,与步行游荡相关的拱廊街、休闲、群众、疏离、观察等等组合而成的空间秩序,与叙事和纪念等时间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雅明本人从未明确定义过游荡者,但他使得游荡者成为了20世纪末学者的重要研究主题(参见丽贝卡·索尔尼:《走路的历史》,刁筱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20-229页)。

在本雅明看来,游荡者出现在19世纪初城市面积变大、街道网络变得复杂的时候。丽贝卡·索尔尼则认为,步行的黄金时代是18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那时的人们不仅重视散步,还热衷于创造步行地点。197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迁往郊区,郊区化大幅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规模和质地,步行已经不再指涉休闲时间、自由而迷人的空间和不受阻碍的身体。安德鲁·杜安尼在《郊区国家:蔓延的兴起与美国梦的衰落》一书中同样批评美国的郊区化进程:“土地的细分缺少灵魂,所谓的居住‘社区’中却根本没有社区生活;带状的购物中心,‘大盒子’样的连锁店,那些超大型的购物中心明明淹没在枯燥乏味的停车海洋之中却人为地造出一派欢乐气氛;办公园区极度整洁却又单调无奇,一过晚上6点就成了空荡荡的死城;堵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集散道路是唯一能将我们散了架的生活绑在一起的建筑物——这些就是所谓的生长,我们简直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支持它继续存在下去。”(安德鲁·杜安尼等:《郊区国家:蔓延的兴起与美国梦的衰落》,苏薇等译,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安德鲁·杜安尼和丽贝卡·索尔尼都认为,郊区景观的无序蔓延,是华而不实的仿制品取代优质社区生活的过程,工作场所、商店、公共运输、学校、社会生活都远离住所,千篇一律、过目即忘的低品质郊区物质环境,同时影响了个体家庭和社区的生活水准。汽车和大型购物中心,也没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人们可以在郊区行走,但郊区几乎没什么地方可去。人们逐渐遗忘了行人的身份。在郊区生活中,“步行仍适用于汽车与建筑物间的地面和建筑物内的短距离,但步行作为文化活动、欢乐、旅行和闲逛方式在消退,身体、世界和想象间古老的深刻关系也在消褪”(《走路的历史》,第267页)。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步行城市,还是郊区,都离不开符合其需求的基础设施。步行城市有紧凑的建筑物、小尺度的街道网络、花园、人行道、拱廊、荒野小径等等,人们在轻松步行的时候,可能遇到熟人或者陌生人,也可能在街角的转弯处发现惊喜;而美国郊区的建筑则很分散,完全依赖公路、停车场、大型购物中心等基础设施,这使得步行成为了一件无聊的事情,沿途的风景平淡无奇缺少变化,路上行人稀少,而当你想穿越马路时,车辆通常不太友好且险象环布,步行也就大幅减少,甚至不被期望。郊区世界是依照汽车的尺度打造的,这是机器能够快速通行的世界,而不是身体能够舒适移动的世界,从理论上说加快移动的速度更高效,也能够制造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事实上即使生活在美国郊区的人们依然发现他们的休闲时间比父辈们明显减少了。增加的运输速度只是将人连接送往更分散的场所,而不是将人从旅行时间中解放出来。

简·雅各布斯早就指出当汽车以庞大的数量入侵城市时,汽车交通将有力地挤压城市空间之外的剩余的城市生活,这标志着一种侵蚀过程的开始,标志着缺乏人气的无活力城市的蔓延,最终受损的是城市生活所必需的环境和生活质量。当机器加速的时候,生活也在同步加速。步行的困境,并不仅仅是缺乏步行的空间,我们同时也缺乏步行的时间。当步行已经不是平常活动时,步行者对于步行这种不寻常的事情也会感到不安,源自步行黄金时代的观察、探索和期待的欲望,已经慢慢趋于消沉。一个对行人不包容的环境和时代,也往往是不安全的、不开放的。我们对自身身体日益负面的判断,同时也塑造了与身体的自然属性渐行渐远的城市环境:“身体日益被理解为太慢、太脆弱、不值得托付期望与欲望——就像等着被机械运输的包裹。为容纳机器运输,我们的环境已成为拥有航路、高级道路、降落场、能源的环境。”(《走路的历史》,第276页)

当美国郊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空间安排时,街道、社区和步行的质量下降同样会发生在城市内部。街道会被移到城堡式的购物中心或者艺术中心的内部,商业广场+艺术中心+停车场式的大厦,改变了城市街道的多样性与密度,破坏了行人、街道、店铺之间的良性互动。“无街可逛”的城市环,同时也把步行降格为低社会地位的表征。步行的困境昭示了城市不健康的种种迹象:“‘走到学校’是进入世界的第一步,对许多代孩子而言,同样变成较不寻常的经验。电视、电话、家庭计算机和因特网完成了郊区发端、汽车加强的日常生活的私人化。它们使走入世界变得较不必要,因此人们对公共空间和社会状况的恶化采取的是忍受而非抗拒的态度。”(《走路的历史》,第270—271页)

技术的压力:生活的各个方面严重退出公共空间

街道、步行和城市活力,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汽车、大型购物中心、郊区生活方式等的压力,更大压力其实来自数字化技术。阿兰·B.雅各布斯认为:“技术让城市变得不再必要。发达的通讯手段和新的生产方式,让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居住模式和面对面的交往方式成为老生常谈。新的生产方式让城市成为剩余之物,它为我们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可有可无,城市本身迟早都会消失。”(《伟大的街道》,第306—308页)。丽贝卡·索尔尼也认为:“与大自然疏离通常被描述为与自然空间疏离。但感知、呼吸、生活、移动的身体也是对大自然的体验:新科技和空间能带来与身体和空间的疏离。”(《走路的历史》,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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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这种疏离感已经导致生活的各个方面严重退出公共空间,当电商和物流便捷地把外卖和食材送到家门口的时候,餐馆、街道和商场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让人换下睡衣出门?同时抖音和朋友圈又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期待。围墙、保安、安防系统以及隔离式都市设计,也让“宅”的生活更加简单易行。克尔恺郭尔在100多年前就曾这样呼喊过:令人难过和丧气的是,盗贼和菁英分子只在一件事上意见相合:过隐匿的生活。当外卖、直播还有电商平台等数字化技术深入穿透我们生活时,生产和供应的链条就已经被重组了;当点评软件在引导人们选择消费行为的时候,传统的街道上的区位因素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当电商平台和物流快递日益壮大的时候,实体零售行业的生存空间寒冬就已经来临了。

当“数字化”和“城市化”深度重叠和交织的时候,数字化已经重塑了街道的内涵,也重新界定了街道的打开方式,步行的困境则愈发变得复杂。海德格尔意识到我们追问技术,目的是为了弄清技术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技术是人所依赖的某种人自己并不能真正主宰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至今仍旧深信不疑的关于技术的中性把握,使我们对技术的本质依然茫无所知。当技术的力量深刻影响着城市和人的存在发展方式的时候,当步行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时候,当街道因此而失色的时候,我们自身显然也在遭受难以意识和预料到的损失。在电商崛起、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之下,城市的街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焕发风采,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已经不仅仅是硬件升级改造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重新定位、构建新的内涵和参与方式等诸多挑战。阿兰·B.雅各布斯的立场也许是值得钦佩的:“即便认可城市生活已经一无是处,很多人还是喜欢生活在这里。我们不断建造、并生活在城市环境中,不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而是因为它为我们呈现出一派繁荣,让人心满意足。城市街道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今后也仍将如 此。”(《伟 大 的 街 道》,第

306—308页)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牢记扬·盖尔的告诫,始终坚持人性化维度“四个重要目标——充满活力的、安全的、可持续的、健康的——能够提供对步行人群、骑车人和城市生活的总体关注(扬·盖尔:《人性化的城市》,欧阳文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6页)。(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包亚明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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