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前往东方的西方药剂师们 | 一点历史

1498年，达·迦马抵达印度之后，葡萄牙人收集了大量而系统的亚洲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情报，为进入中国作准备。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委派在马六甲从事香料与药品生意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éPires）为领队，率葡萄牙使团抵达广州，这是西方来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之所以选择皮列士，是因为他刚完成了《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的编写，这是第一部由欧洲人撰写的描述东方包括中国地区的历史、地理、博物学、人种志学、经济和商业等人文信息的专著，因皮列士的航线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大致相近，中国学者认为他“弥补了郑和叙述的不足，其细致入微的记述，生动地再现了16世纪时期这一地区的地理历史和人文风貌”（何高济：《东方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序）。该书在当时的欧洲影响颇大，皮列士因此成为出使东方的最佳人选。

然而，一般研究者很少注意到皮列士原本是药剂师（apothecary）的身份与他出任大使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15、16世纪欧洲的药剂师称呼和地位与现代药剂师（pharmacist）略有不同。那时欧洲医学与“药用植物”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部分药都来自植物，药剂师地位相当于专业医生，除了配制草药提供给医生和病人，销售烟草和秘方，他们还充当外科医生甚至产科医生，能在药房为病人做手术。技术高超的药剂师服务于王室，皮列士曾是葡萄牙王子艾费尼松的药剂师，这可能是他得到王室信任的原因之一。采撷本草、探访草药的不同疗效，分析药物的化学成分是药剂师的本分，职业造就皮列士这样的药剂师们拥有对事物精细观察、记录以及准确而详尽地描绘的能力，谙熟信息收集、分类和分析的科学方法，这套方法属于欧洲传统知识体系——博物学。皮列士的专业技能在编辑《东方志》时充分展示出来，该书是根据商人、航海家及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经细致考察、分析挑选编辑而成的。西方学者认为皮列士是一位“有辨识力的考察者”。

地理大发现的商业目的之一是去东方寻找香料，对草本植物拥有专业辨识技能的药剂师往往会获得航海家和殖民者的青睐，邀请他们陪同前往。1575年西班人奥古斯丁修会士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进入福建地区探访，收集大量学术书籍，其中涉及占星术、天文学、手相术、算学、律法、医学、剑术和经学等多领域，他唯一肯定的中国学术是医学：“他们像草本学家一样从经验知道草药的本性，并像我们在 《迪斯科里德》（Droscorides）书里那样对草药加以描述”，并认为“所有别的方面都不值一顾”（何高济：《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中华书局1990年，210页）。他收藏的医药和本草书籍中有古代和那个时代的作品，涉及中医辩证论治理论和预防等内容。直至18世纪，世界著名博物学家林奈（Carlvon Linne）还鼓励学生彼得·奥斯贝克带着科学眼光去中国考察自然世界，为其编写《植物种志》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植物的信息。奥斯贝克自瑞典哥德堡启程时说：“我非常渴望了解中国药草的知识，以及各种草药所对应的疾病信息，……我希望征询那些能在这方面给予我指导的人，并获得一定答案”（彼得·奥斯贝克著倪文君译：《中国和印度群岛旅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9页）。

卜弥格

正如传说中神农尝百草之后，编出《神农本草经》，西方药剂师和博物学家也习惯性地收集采撷异域的新奇花果与药草，寄回国内。1658年波兰籍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Michal Boym）在写给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信中说：“给您寄去两种在寒冷气候中也能结果的树的种子，信中还有关于这两种树的说明。”（《卜弥格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95页，后略称《文集》）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探险家在东方和中国的博物学“发现之旅”，可视为东西方学者对话与交流的学术互动。在这场知识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本草学知识或博物学成就及医疗体系，通过传教士、医生药剂师和外交官的书信、日记和游记，以及他们邮包中捎带上的花种或树种，传向西方世界，开花结果。

作者：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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