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旧金山和洛杉矶排名拉开的启发，创新人才和企业的培育

【导读】近年来，有关城市分化的话题引发学界较大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城市分化与城市化、新经济密切相关。而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核心竞争力。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讲堂第36期嘉宾）在研究中发现，城市创新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城市繁荣程度。那么，为什么有些城市地区较快地提升了创新能力，发展了新经济，有些却没有？如何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日前，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就此发表了演讲并提出，创新文化的形成，根本上是人的作用。因此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在城市地区办好大学，吸引并留住人才，官员跨区域交流、挂职、任职等举措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性措施。

近几年来，有关城市分化的话题引发学界较大关注。无论在主要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城市化都是在向大城市集中，向城市地区（都会区、都市圈）集中。不过，事实同时也表明，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仅凭城市化并不能保证每个城市的繁荣。那么，在全球近20多年、中国这10多年，保证城市繁荣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答案似乎是一样的，就是城市进入新经济即新兴产业的方式和速度。

也就是说，城市创新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城市繁荣程度。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有些城市地区较快地提升了创新能力，发展了新经济，有些却没有，或者慢了几拍？

旧金山和洛杉矶起点相似,为何发展中出现落差较大的分化？

有一本书叫《城市经济的崛起与衰落——来自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验教训》，对当前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很有价值，作者在书中分析了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两个大城市地区的不同命运。

1970年，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无几，分别位列美国都市地区排行榜的第四和第一名。

2010年，两地人均收入相差约三分之一，洛杉矶的排名滑至第二十五名。

2017年美国大都市区人均GDP排名，硅谷所在的圣何塞—桑尼维尔—圣克拉拉加州大都会区排名第二，为128308美元，是排名第十五的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加州大都会区67763美元的近1.9倍。

在历史上，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城市地区常常会发生这样的财富变化。但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造成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富裕的、高度发达的地区，以不同方式进入新经济。

我非常认同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告诫，所有重大事件和现象必然都有多重的原因，这些原因相互强化的反馈模式，决定着重大事件或现象的发生。同时，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在面对“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的问题时，将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投入，投入水平决定了不同的增长。但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积累了更多的实物资本，进行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开发和采用了更好的技术？可见，投入水平只是经济发达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决定投入水平高低的因素是根本原因。

《城市经济的崛起与衰落：来自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验教训》一书解释了经济专业化、人力资源的形成和制度因素这三者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促使一个地区经济体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阿西莫格鲁将根本原因归为三个假说：地理、制度和文化假说。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地理假说失去了解释力，但地理因素仍然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充分条件。他将制度界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包容性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的必要条件。文化因素一方面直接决定投入水平，例如，各国或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投入水平的差别；另一方面，文化因素通过改善制度条件，作用于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通过上述理论观点，我们来看一下旧金山和洛杉矶这两大城市地区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关于洛杉矶的衰退，人们经常说的是，冷战结束使得它丧失了大部分航空业，南美洲的低技能移民蜂拥而至，还有就是政府政策的失误和失灵。关于旧金山的成功，人们多半认为，是它中了信息时代的头彩，一举成为技术革命的世界中心，并拥有大量高科技移民。但是，这里有一点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两个城市地区起点相似、条件相同，却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落差较大的分化？作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经济体重塑其社会和经济网络的不同方式、两地企业的不同做法以及各经济体中不同的总体组织生态。

所谓“总体组织生态”，就是现在所说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输入端”是新创公司（start-up），“输出端”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系统中还有创投、公司、高校、研究院所、政府机构和中介服务等组织参与其中，所以，创新生态系统内在包括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什么是“社会和经济网络”？就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链”，如行业链、配套链、服务链和社交链等。“创新生态链”的发育状况以及起作用的效果，决定着新创公司的成功率和新兴产业的规模。简而言之，正是由于旧金山城市地区不同于洛杉矶的组织生态（即创新生态）、时代精神和商业领袖的智慧，决定了它的繁荣和成功。

为什么创新生态最为根本、特别重要？就像在自然界，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可持续性以及人类的生活质量。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经常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生态亦是环境，是系统意义上的环境，所以，称其为生态系统。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借用到创新创业、产业发展活动，是十分贴切的。它特别关注了类似生物群落中的“物种”——新创公司，它们是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源头活水；特别注重“生态链”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举一个例子，智能化的新产品，如机器人、无人机，它们产出过程的效率，就是由研发、样品和量产的配套链的质量决定的。

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左）、洛杉矶的标志性建筑物格里菲斯天文台 (右）

中国城市东西差距在缩小，南北差距在拉大

上面是美国的一个案例，再来看看我们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从东到西依次降低的。这一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地理因素来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产业转移和战略驱动等因素的作用下，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尽管下降的幅度还不大，但地区间收入差距在缩小，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吸引我关注的是另一个现象。近十多年来，城市地区经济发展在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间的分化日益显著。根据秦岭—淮河一线为划分南北的标准（不含港澳台地区），南方地区主要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共12个省、2个直辖市和1个自治区。其余省、市、自治区为北方地区。

2018年，经济总量排前10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只有2个，分别为北京和天津，其余均为南方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如果看排前20位的城市，北方城市再加3个，青岛、郑州和济南（含原莱芜市的两个区），其余均为南方城市。在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中，南方3/4，北方1/4。

2018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20名的城市中，北方只有北京市。我查了一下1978年和2000年的数据。1978年，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北方11个，南方9个，可见，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是北方强于南方；2000年，北方还有7个城市。

上述数据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表明，以城市分化为表征的中国南北差距在拉大。综观这40多年数据的演变，应当说，这一变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只是不甚显著，近10年左右，差距拉大在加速。毋庸讳言，这一现象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产生的。南方文化比较容易亲近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可以感受到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创业创新。期间，发现一个有数据支持的事实：中国的创业指数（全球创业观察（GEM）提出的一个指标，指的是三年累积新增私营企业户数/15-64岁常住人口总数）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按照城市计算，最高的是深圳，它甚至是北京、上海的3倍。在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背景下，南方崛起了，北方落后了。虽然我无法用一个单一的理由来解释这个变化，但是城市创新力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性措施：办好大学、官员跨区域交流等

造成城市地区差距扩大，主要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这里，客观因素主要是指人性的因素，人往高处走；市场的因素，资本流向获利高的地方。还有历史的因素，即文化的因素。对于客观因素的作用，不必也不能进行干预，而且，它们还会持续地起作用，在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分化和差距还会继续加剧。这是基本事实。

那么，试图缓解分化、缩小差距的政策性措施，是否就根本失效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城市间、地区间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因此，十九大报告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之一，并提出采取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战略举措、深化改革开放和坚持创新引领等政策措施。如前所述，这些政策措施在缩小东中西地区差距上，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作用。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从完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高度，就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互相配合，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这一布局是站在战略高度，将中国经济发展放在世界历史大视角中予以审视。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认识到区域不平衡这一基本国情，同时遵从要素自由流动这一市场规律，从建立特区、新区等完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举措入手，发挥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资源要素集聚的功能，形成增长极，再辐射周边地区，扩大城市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对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地区差距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加以缓解和逐步消除。

如果说文化差异是创新驱动背景下，地区（城市）发展分化的主要原因，那么，做些什么能够遏制这一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分化呢？

创新文化的形成，根本上是人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移民的国家或城市，是创新的国家或城市。移民文化与创新文化有着天然的耦合。但在今天，大规模移民几无可能，小规模移民的可能性主要来自大学。放眼世界，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集聚的城市地区，一般都有能够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大学，就像在硅谷有斯坦福，在波士顿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在硅溪有特拉维夫和以色列理工。

人们可能会问，深圳没有好大学，为什么也能成为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集聚的城市？一如移民是创业创新的充分条件，好大学也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创新生态才是必要条件。过去40年，深圳是一座移民的城市；近1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使其成功的创新生态。现在，深圳已经充分认识到好大学的重要性，而且也有了好大学的“幼苗”，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以及其他城市的好大学在深圳设立校区等。

在中国创业指数南高北低的分布中，为什么北京还可以达到和上海、广州大致的水平？就是因为北京有好大学和好的研究机构。中国南方的几座省会城市，杭州、武汉、成都、长沙、合肥，近十多年的较快发展也与这些城市有比较好的大学有关。因此，一个城市无论如何得有人才的“母机”，而好的“母机”——好的大学之谓也。所以，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在城市地区办好大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举措，同样也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性措施。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还有其他的措施，如行政区划的调整、区域规划的优化、加大派遣南方干部到北方任职等，这些都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仍然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价格一般不被扭曲条件下的配置。

在一定的阶段，这样的资源配置过程会拉大地区差距，加剧城市分化，就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但是，再经过一定的阶段，市场的作用，再辅之以公共政策的作用，如更加公平地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我们将会看到地区差距的缓解，城市格局的相对稳定。尽管这样做所需时间比较长，但无论其过程，还是其结果，都将是比较良性的。这也就是说，对于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但更加需要谨慎作为、有效作为，其检验标准就是能够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作者：陈宪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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