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一种风流谁得似

2019-06-25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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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资深“汪迷”,却只见过汪先生一面,还是在荧屏上。1992年6月14日晚10点,看央视《汉语风》,——外国人汉语比赛,汪曾祺先生作为专家组成员,在荧屏露面。他身着西装,举止言谈,颇有学者风度。汪先生出生于1920年元宵节,头发已花白稀疏,精神却甚健旺,真不像古稀老人。他是江苏高邮人,不到20岁就离开故乡,乡音已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幽默风趣,有点像京剧“道白”。

同年7月5日,我的书法家朋友卢元刚,第二次拜访汪先生。他走时匆忙,忘带地址,顶着烈日在东蒲桥附近转悠了好久,都快中暑了,才找到汪家。时值正午,又赶上停水,美食家汪先生也只能凑合,招待元刚的是凉面。饭毕,汪夫人问:“元刚,吃饱了吗?没吃饱再做点。”

汪曾祺笑着揶揄夫人:“说假话,虚伪,请问你还有什么吃的。”

汪夫人施松卿是福建人。她接了个电话,开头说普通话,忽然变了语调。元刚听不懂,以为是福建话,细听,竟是流利的英语。

施松卿说,九月在承德有个关于散文的会议,通知汪先生参加。汪先生断然说:“不去。”

汪先生认为,散文要真实,不打倒一些公式化的东西,散文没出路。

在汪先生儿女汪朗、汪明、汪朝合著的《老头儿汪曾祺》里,也有此记录:“还是八十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我们听得很用心。爸爸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说:  ‘配乐散文是最恶劣的做法,这样的文章也不要学。散文的大忌是作态。’”

元刚说,汪先生对书法亦颇有见地,对宋四家苏黄米蔡,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己的书法得力于杨疯子(杨凝式),说杨是承前启后的人物。

但汪先生很少谈自己。有不愿涉及的话题,皆默然不语。元刚没辙。

汪夫人说,曾祺现在是大忙人。来信多,来访者多,请写序的多。简直成写序专业户了。

元刚本想为我索字,天太热,实在张不开口,只好作罢。临别,汪先生说,广东旅游出版社刚为他出了本《旅食集》,书太少,手边已没有了。他找出一本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送给元刚,名字却错写成袁刚。

元刚说,这次见汪先生,与上次的印象大相径庭,甚至判若两人。

元刚初次登门拜访汪先生,是1991年12月23日,和朋友小肖同往。地址是我从徐城北先生那儿打听的,——北京丰台区蒲黄榆路九号楼。关于这个地名,汪先生曾在文章里说过一件趣事:曹禺先生有次打电话给汪先生,说你住的地方怎么那么奇怪,“捕黄鱼”,在北京怎么还能捕黄鱼?汪先生就做了一番考证,原来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一个字拼合而成,类似晋察冀、陕甘宁。曹禺原籍是湖北潜江,湖北人捕的发音,就是蒲。因此才有“捕黄鱼”的笑谈。

元刚登门,带去我一封信,和发在《现代人报》的一篇书评《小说应如橄榄果》,评汪先生的《晚饭花集》。汪先生看了我的信和书评,问:“作者是干什么工作的呀?”汪先生曾在文章中说,一直想知道,是哪些人在读他的书。

汪先生住的是12楼,高且逼仄,他的书房兼卧室,仅有六七个平方,书摞在地上有半人高。元刚有些意外,说:“汪先生,没想到您的住房不太大。”汪先生笑道:“不是不太大,是太不大。”

就连这“太不大”的居处,还是汪夫人施松卿单位分配的住房。汪先生去世的前两年,搬迁到虎坊桥福州会馆前街六号,终于有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房,那是儿子汪朗特意为父亲安排的。中国作协送去一张宽大的书桌,作为贺礼。

那次汪先生签名送我们三本《蒲桥集》,汪先生还送我一幅画:一枝弯弓似的老桂,十余片叶子,浓浓淡淡,开着点点黄花。并题诗一首:

桂湖老桂弄新姿,湖上升庵旧有祠。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

另有六字题款:以赠宪纲同志。这首诗亦见于汪先生的散文《杨慎在保山》。

有汪先生20多本书,又有了他的签名本和赐画,觉得与汪先生分外亲近。以汪先生的乐观潇洒,相信他能长命百岁,也盼望有一天能拜望他,亲承謦欬。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驾鹤西去。惊悉噩耗,我落泪了,心里的感觉,仿佛失去了一个亲人。我给汪先生的儿女发去唁电:汪曾祺走了,广陵散绝矣。汪先生的语言之美,正如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所言:“像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

2015年3月14日,两次拜访过汪曾祺先生的朋友卢元刚,也因病去世了。

人生苦短,心动不如行动。10天后,我便背着行囊,骑上自行车,取道湖南、江西、浙江,前往汪曾祺先生的故乡——江苏高邮。

我于5月1日下午抵达高邮,第二天就冒着细雨,去了汪曾祺故居。读书得知,汪曾祺故居中,住着他妹妹、妹夫一家,妹夫姓金。登门拜访,空手欠礼数,遂在十字街附近的水果店,买了苹果、香蕉。

叫辆三轮车,居然是电动的,武汉称为“电麻木”的那种。师傅姓倪。倪师傅其实只知道个大概,钻进一条小巷,不对,退出来,然后又钻进一条小巷。这下对了。一栋青砖二层小楼,正面墙壁挂着一块木牌,黑地金字,上写“汪曾祺故居”。门两边贴着一副对联,是汪先生喜欢的宋人程颢的诗句: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旁边的房门前,坐着一位老者,静静地看着我,容貌酷似汪先生。我上前打招呼,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起身把我领到后面,进了隔壁的房间。里面迎出一位老人,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梳着大背头。他就是汪先生的妹夫金家渝。

谈起汪先生,我们顿时亲近起来。

金先生说,汪先生从1981年,到1997年病逝,共回来三次。每次回来,都能收获不少写作素材。老头爱聊天,像《故里三陈》《桥边小说三篇》《皮凤山楦房子》……都是这样聊出来的。

说到房子,金先生说,汪家是大户人家,先前有一百多间房子,后来都被收了。汪先生兄弟姊妹七个,他是长子,有四个弟弟,两个已去世。活着的还有汪曾炜,是南京大学医学院心血管外科专家,已高寿93岁;汪曾庆,就是领我进来的那位老者,78岁,终身未娶。为汪先生写传的陆建华,就是汪曾庆的同学。

汪先生在高邮的姐姐、妹妹、弟弟,住房条件都不好。汪先生回高邮,也和当地领导谈过此事,但一直没有解决。这是汪先生的一块心病。

金先生是从医院退休,专业是临床检验。他的夫人,汪先生的妹妹汪丽纹是妇科大夫,到上海女儿家了。另一个女儿在厦门。儿子在高邮市技术监督局工作,门上的对联就是他写的,颇有汪味儿。

金先生对汪先生颇有感情,说起往事,眼中不时泛起泪花。他说,汪先生本想回来住一段时间,谁知突然就走了。金先生说,那场关于改编《芦荡火种》的官司,对老头刺激蛮大。

看来汪先生也很喜欢这位妹夫,小小客厅里,竟然挂着汪先生的五幅画作。分别是:《春江水暖》《土豆花》《童话》《松鼠葡萄》,还有一幅红花墨叶,得意忘形,看不出是什么花。题的是一句诗:“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字不大,写得尤其飘逸潇洒。

还有一幅真人大小的半身照片:汪先生左手夹烟,衣袖挽起,青烟袅袅。被岁月漂白的头发,若有所思的眼神,已为读者所熟悉。

金先生说,汪朗看到《土豆花》,说:“这画我都没有。”

画上有段题跋:“马铃薯无入画者,我因戴帽下放张家口劳动,曾到坝上画马铃薯图谱一巨册。今原图已不可觅,殊可惜也。曾祺记。”

我告诉金先生,在扬州购得汪朗的《刁嘴》,全是谈吃。金先生说:“他得送我一本。汪朗这点像他爸,爱吃,还做得一手好菜。”

我请金先生为我在门前拍照,留作纪念。临别,金先生赠我厚厚一本《风流秦邮》,里面有他写汪先生的文章,并在扉页签上他的大名。金先生一再留饭,打扰他半日,怕耽误他休息,遂告辞。

走出竺家巷,忽想起没用手机拍照片,怎么与同样喜爱汪先生的朋友分享呢,遂又转去拍照。这次我数了一下,从汪曾祺故居到巷口,有一百零八步。

如果金先生看见我这样来来回回,会不会奇怪:这湖北佬在干什么名堂。

5月3日,我游览了汪先生写过的文游台。进去先到右边的侧院,看汪曾祺文学馆。建此馆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无论对高邮,还是对世界,都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在高邮度过“五一”小长假,真是明智的选择。小城清静,这儿更清静,能听见远远近近斑鸠的叫声。

汪曾祺文学馆的匾额,是启功先生题写。他们生前即有交往,可以想见,启功先生下笔充满感情。

汪先生的雕像,不知是谁的作品,我觉得挺好。先生微仰着脸,若有所思,眉宇间略带倦意,又似酒饮微醺。真要是慷慨激昂,或庄重严肃,就不是“人间送小温”的汪曾祺了。

展板上有一幅“汪曾祺故居示意图”,是汪先生的弟弟汪海珊绘制。从原科甲巷到竺家巷之间,全是汪家的宅院,现在的“故居”,是以前堆放杂物的房屋。

我感兴趣的,是展柜里的日常用品和小物件。

汪先生的名片,极为简单朴素,没有任何头衔,只有作家汪曾祺,下面是地址、电话、邮编,正是朋友卢元刚两次登门的汪宅。很多人名片头衔繁多,正面印不下,反面也是,作品却不堪卒读。虚名丝毫不能增添一个人的分量,既然是作家,就得凭作品说话。

还有五张卡片,凑近细看,是汪先生为写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搜集的资料。写长篇小说,需要智慧、气魄,也需要体力,以汪先生晚年的繁忙,即使动笔,也很难完成。我不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创作长篇小说。鲁迅、知堂,双峰并峙,几人堪与比肩?他们终身也没写过长篇小说,谁敢小觑呢。

有些细节,颇见汪先生性情。有个虎字,旁边有行小字:“我平生不作一笔虎,不得已而为之。”

展览有汪先生《受戒》中小英子的原型照片,是一位瘦长脸的老妪。说句心里话,这实在有点多事。毕竟是文学作品,不如留点悬想。

独自一人,在馆内观看思索,又在门槛上静坐良久。喜爱一位作家,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认真阅读他的作品。对我而言,汪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过,人已走,茶未凉。他的书,是我人生旅途永不凋谢的风景。


作者:牛宪纲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舒明 潘向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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