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高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税率竟然高达75%

2019-06-27信息快讯网

报:您的另一位学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认为,鉴于资本收益不同,应该区别对资本进行征税。事实上,实业资本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资本回报并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快。皮凯蒂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本回报率要大于经济增长率。比方说,在国外,资本回报率是5%,经济增长率是2%,所以资本所得越来越高。但在中国则不是这样,民营企业的收益并没有那么高,尤其小微企业负担很重。应该把投资房地产的资本与其他资本区别开来,对房地产行业征税,对于实业资本则应该有其他考虑。尤其要为小微企业减负,以保障其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实业资本家承担的风险比较大,若干年后他们的企业很可能会走向失败。尽管有利润,但是实业资本家往往充当了风险的承担者。对于袁志刚教授的观点,您是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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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尼翁: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对于资本收入与劳动力收入同等征税。不管企业最终成功与否,通常情况都要基于其收益征税。不管是企业家、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都要基于其劳动所得纳税。然而,对资本征税却往往以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标准进行。同样以最高税率进行比较,劳动收入税率远远高于资本收入税率。以美国为例,对于高收入群体,美国政府基于其劳动收入45%征税。但是,对于资本收入,这个数字则只有35%;在法国,高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税率高达75%,而资本收入税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前不久,曾经的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先生不禁发问,为什么其个人缴税税率却低于助手的缴税税率?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滑稽,但是我们不得不认同,应该对于资本收入与劳动力收入同等征税。或许45%的税率对于劳动力收入来讲着实太高,即便对于高劳动收入人群而言。

鉴于资本的高流动性,一国政府很难以较高税率对资本征税。打个比方,如果英国政府决定提高资本收入税率,那么资本可能很快就会选择离开,转移到美国、瑞士或者其他地方去。最糟糕的是,有些时候资本的转移可能在台面之下完成。资本可以在监管之下,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香港、新加坡。但是,资本同样可以逃避监管,从美国成功转移至瑞士。这也正是多数国家差异化对资本、劳动力进行征税的原因。对此,我们要做的是,合理规划、加强合作,增强资本流动的透明性,使得资本税率更趋合理化,更加公平。

前不久,美国政府和瑞士联合银行(UBS)之间打了一场官司,原因是瑞士联合银行拒绝泄露其美国储户的账户信息,而其美国储户中间有人未依法如实向美国政府纳税。事实上,不只是美国,英、德、法等国政府都强烈抗议瑞士银行“保护客户隐私”的做法,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妨碍了各国政府对于资本流动的监管,妨碍了各国政府对资本进行征税。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今天的遭遇,以前几届政府也遇到过,只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原因有二:一个是受财政状况影响。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遭遇了严峻的信贷危机,税收收入对于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另一个原因,“不公平”导致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度降低,人们拒绝纳税。综上,对于资本收入与劳动力收入的不同征税标准,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得到改善。

报:“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收入分配领域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因此在不发达国家中引发了对全球化的抵制。事实是否如此?全球收入分配有哪些新趋势?

布吉尼翁: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金融危机、全球化及“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当听说“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爆发时,我们料想人们会抗议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状、抗议全球化。我们期待运动可以持续下去,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遗憾的是,虽然“占领”的部分参与者并没有离开,但是他们的声音渐渐被淹没,直至几近“失语”。与此同时,皮凯蒂的书出版了,并大受追捧,即便很多人可能永远不会从头到尾把这本书读完。事实上,“不平等”引发了经济危机,却并非社会运动的导火索。同时,在一些人的观点中,金融风暴是全球化的恶果。在欧洲人看来,经济危机就是美国人的贪婪造成的,他们疯狂的金融系统注定了灾难的发生。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极端的行为反对全球化。有些党派会主张保护本国经济,甚至主张回到“我们辉煌的昨天”。当然,这些主张是滑稽的,而且完全不具备可行性。就像奥巴马前不久所讲的那样,“不公平”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作者:刘迪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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