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祖父的军旅生涯：曾为刘伯承医治眼睛，差点被当成国民党特务抓起来

▲徐成沄（中）百岁时，祖孙三代合影

该书为家族三部曲“家园徐望”的第一部。作者为徐静蕾的父亲徐子建，主人公是徐静蕾的祖父徐成沄，现年103岁，曾获抗战勋章。

徐家家族产业曾在湖南湘潭盛极一时，后经商失败，家族败落。抗日战争爆发后，家族中有11人先后参加抗战。徐成沄作为军医加入国民党部队，参加淞沪抗战，立有战功，蒋介石曾签署嘉奖令。不久，徐成沄因牵扯进“桃色事件”退出国民党。此后，参加共产党，挺进大别山，亲见赵锡田被俘，曾为刘伯承医治眼睛。

作者在父亲和母亲口述的基础上，遍查两岸档案，寻访故地。全书史料扎实、情感节制，言有尽而意无穷。

《父亲的军装》

徐子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47年春，国民党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延安及山东解放区。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势，中央命令十二万中原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

6月27日，天已黄昏，野战军司令部到达了河南台前县。这里离黄河的渡口只有几公里。

医院和伤病员在县城东北面的田庄住下。吃完晚饭，父亲和几个医生到病房看完伤病员正要回房休息，医院刘副政委领着两个骑兵通讯员来了，对父亲说：

“院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司令部，首长的眼睛不舒服。”

父亲说：“刘副政委，我也不是眼科医生啊。”

“要是有专门的眼科医生，就不叫你去了，赶紧准备药品。”

父亲赶紧回屋带上几样消炎药，骑上副政委带来的马，随着两个骑兵，一行四人向司令部赶去。至于哪个首长要看眼病，父亲没有问，军人自有军人的规矩。

空中只有稀稀落落的几颗星星，天太黑了，路也看不清楚，幸好走在最前面的通讯员，马鞍上挂了一盏挺亮的马灯。那马灯随着白马的快步前后有节奏地晃动着，宽宽的灯芯燃起寸来高的白色火苗，透过圆圆的玻璃灯罩，把前后八九尺的路面，照得亮堂堂的。田野的风一阵阵地吹过来，这种清末从西洋传过来的马灯是风雨都不怕的。

路上到处都驻扎着准备渡江的部队，走了半个多小时，连续过了好几道岗哨，进到一个大院子。刘副政委告诉父亲：“刘伯承司令员1916年率领护国军攻克丰都城，在战斗中右眼中弹致残。现在另一只眼睛出现红肿，你好好给司令员治疗一下。”父亲这才知道是给刘伯承司令员看病，心里未免有些紧张，此前他只在大会上见过司令员。

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刘副政委和父亲刚刚坐定，就见到刘司令员和几个干部一起走进来，两人立刻站起来敬礼。刘司令穿着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装，戴着圆形黑边眼镜，一派儒将风度。他微笑着招呼刘副政委和父亲坐下，自己也在对面带靠背的椅子上坐下来。刘副政委说，徐医生是军医研究班毕业的，来给司令员看一下眼睛。司令员点点头，说：“眼睛视物有些模糊，疼痛流泪，徐医生看看是什么毛病？”警卫员端着马灯，父亲赶紧用酒精棉擦了一下双手，轻轻地翻开司令员的眼皮，看到左眼角膜确有炎症，父亲说：“司令员的眼睛是角膜炎，程度比较轻。”一边说着话一边给司令员的眼里滴了两滴药水。然后又把消炎药品交给了警卫员，告诉他们每天如何用药。刘司令说：“徐医生，现在工作紧张，我的眼睛你要尽快给我治好。”父亲对司令员说：“司令员放心，您的眼睛滴滴药水，吃点消炎药，几天就会好，注意眼睛不要太劳累，不要用手去擦眼睛，防止感染。”

刘司令员站起身来，客气地说了声“谢谢你们”便转身离去。刘副政委和父亲送到屋门口，然后带着骑兵通讯员借给他们的马灯，当天夜里赶回了医院。

6月29日晚上十点多，强渡黄河的部队集中到孙口渡口。这季节黄河水量充足，滚滚的激浪，卷带着泥沙，不断地拍打着码头的石阶。过了一阵子，强渡的木船从芦苇中陆续开了过来，把舵的船老大旁边站着一个指挥员。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几百米外的树林里列队待命，黑压压的望不到头。医院与伤病员随后到达，等待装船的医疗设备也都堆放在岸边，骡马大车和民工的小推车挤在一起，人喊马叫，战前的气氛还是很紧张的。院长和政委前前后后跑着，安排各个部门做好渡江准备。司令部的一匹高大的枣红马摔伤了腿，医院的兽医正在包扎。这是一匹日本大洋马，毛色很纯正，拴在原地，仍然不老实，四条腿跳来跳去。父亲在旁边看着，也帮不上忙。这种洋马高大健硕，速度和力量都远胜中国军马，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忽然，远处传来飞机隆隆的马达声，两架国民党军机轰然而至，四颗照明弹从飞机上投下来，一片惨白的光芒把地面照得雪亮，人们四散躲藏，民工们乱成一团。父亲旁边立着个骡子，目标更大。岸边地势平坦，飞机一个俯冲，子弹像雨点一样泼洒下来。骡子惊了，飞快地跑开，不少人中弹倒下。第二架飞机跟着俯冲下来，连续投下两颗炸弹，其中一颗在十多米外爆炸，父亲的左脚像挨了狠狠的一锤，人也摔倒在地，小腿被弹片击中。照明弹渐渐熄灭了，四周又是一片黑暗。医政科长宋欣岚跑过来，卷起父亲满是鲜血的裤脚，见他左腿腓骨被打断了，鲜血从崩破的血管中喷了出来。宋科长立即用止血钳夹住血管的大动脉，进行紧急处理，然后撒上消毒的硫黄粉，又拿出止血绷带包扎。行政处处长谢象晃叫来了担架，父亲被抬上担架送往野战医院。

司令部下令关闭一切灯火，渡口和所有部队驻地实行防空管制，防止敌机再来空袭。在野战医院手术室，窗户用黑布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宋科长为父亲的伤口做了进一步处理，脚上打上石膏绷带。谢象晃拿来一双拐杖，安慰父亲说：“几个月后自己就能走了，这个我有经验。”他说自己这辈子两次险些丢命：“一次是1931年的‘富田事变’，我是红20军172团副官，到平头寨后，红军总部派来警卫连，我幸运地被红12军副官长杨至成保下来。第二次是1936年，在陕北边城一窑洞口守护伤员，只身作战负伤，后截去右腿，就用起了双拐。”

到夜间伤口觉得更疼了，父亲回想自己从军十四年，大小战役经历几十次，这么严重受伤流血还是头一回，也庆幸自己快跑了一步，性命得以保全。给父亲动手术的医政科长宋欣岚，改革开放后是301医院副院长，父亲带我去过他家，老战友见面时甚是亲热，宋院长在小食堂招待我们，要了几个菜，其中还有一条清蒸鲈鱼，我印象很深刻。

6月30日夜间，晋冀鲁豫野战军经过周密准备，在炮火掩护下，从一百五十公里内的八个渡口强渡黄河，渡口的敌人一触即溃，号称顶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被解放军一夜突破。

医院领导听到父亲受伤，都挺关心。谢象晃处长安排四个民工，轮流抬着担架渡河。二十几天以后，父亲可以撑着两个拐杖站立了。紧接着开始的鲁西南战役，歼敌九个半旅，自己的伤员也被陆陆续续送进医院，更突显了医生严重不足。多一个医生，就能多救几个战士的性命，父亲待不住了。不能独自站立，就把两条凳子搭在一起，放到手术台前，人扶着坐到高处，受伤的左腿在另一个凳子上放直，这样给伤员动手术，每天七八个小时。下手术台时，累得拄着拐都不能行走，得由同事抬着去吃饭休息，伤员与医院的同志都看在眼里，父亲的威信也越来越高。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个艰苦的征程。先是过二十公里宽的黄泛区，泥水没膝，人马车辆都排成长队。时不时还有敌人的飞机来轰炸扫射，行进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

大军抢渡沙河，部队刚过去，桥就被敌机炸断，大炮、重武器不得不自行炸毁。强渡汝河时，前有阻击、后有追兵，是一场真正的血战。刘伯承司令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张际春副政委命令再次轻装，焚烧秘密文件。

过淮河则有如天助，七个旅的人马居然涉水而过，医院与伤病员随着后勤部门走在队伍后边。父亲躺在担架上，水流高过抬担架战士的腰部，只得前后左右各增加人，才一步步地过了淮河。断后的部队49团过河不久，山洪就从上游冲击下来。随后赶到的十个师的国民党追兵，面对着滔滔的江水，只能仰天长叹。

从6月30日渡黄河，到8月27日进入大别山，整整五十八天，中原野战军完成了千里跃进的征程。父亲躺在担架上完成了行军征程，也完成了从旧军医到新军医的蜕变征程。父亲不是太善言辞，但从他讲述时候的神情变化，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

进入大别山后，在商城、光山附近，解放军三战三捷，建立了地方政权，并依托山区安置好了后方。父亲所在的军区野战医院，由于伤病员行动不便，没有进入大别山腹地。

大别山区土地贫瘠，给养得不到及时补充，部队过着“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的艰难日子。父亲亲眼看到，年过半百的刘伯承司令员也和指战员一起爬山涉水，还腾出马来驮粮食。部队没有过冬军服，就自己弹棉花，赊购冷布，再用稻草烧灰染成灰色。征程中连续作战，因牺牲、饥饿、伤病减员的情况比较严重，逃跑的俘虏兵也不少。医护人员紧缺，通信员、饲养员都成了看护员，消毒、换药，都要学着做。

安全形势也很严峻，父亲五十年后还清晰地记得卫生部政工干事周雅君牺牲的情形。她原是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中等身材，模样也好，对人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参军不久，就赶上千里行军，却从不叫苦叫累，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喜欢她。

那是一天下午，大别山地势高，初秋的太阳晒得人唇焦口燥。她和政治部的几个人外出开会，经过一座破旧的民房，她告诉后面的同伴，进去讨口水喝，大家也没有特别在意。

这是一户普通农家，房门敞开着，她独自进了小院，叫大爷大妈，无人应声。她又敲了敲门框，仍不见有人回答。水缸就在堂屋一侧，水桶、水瓢都摆在那里，她抄起水瓢从缸里舀了一瓢水，仰头就喝。就在这时，砰的一声枪响，姑娘仰身倒在血泊里。战友们赶过去时，匪徒已不见踪影。数十年过去，父亲每每提起都叹息不已。

1947年9月，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同时要求各战区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父亲所在单位的“整风三查”运动，是1948年1月到4月进行的。这时父亲已调回河南武安的军区总医院，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很近。先是医院里苦大仇深的官兵带头诉苦，然后是挖苦根、找苦源，让全体官兵认识到只有解放全中国，劳动人民才能彻底翻身。整风运动开始时天气还冷，大家挤在会议室，天转暖时就转移到医院前面向阳的山坡上。一个整风小组十来个医务人员，医政科长宋欣岚是组长。

对父亲的批判先从生活细节开始。和别人一样，被批判的人先要站起来，然后接受大家的批评：

“徐成沄，你怎么能用绷带做衬衫？绷带是治疗伤员用的，革命军人非要穿衬衫不可吗？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

“全军服装都是一棉两单，就你一个人特殊，是不是还要给你准备一套西服啊？国民党军官的习气一点也没改。”

“院长批给我一堆不合格的绷带……”父亲刚解释了一句。

“这跟院长有什么关系？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事实证明，你的思想立场完全是在剥削阶级一边。”

父亲默不做声，虚心听取意见。他填的履历表上，出身写的是“高利贷商人”。

“徐成沄，你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进入革命队伍，目的是什么？”这话可就严重了。

“自己说是军医，实际是上校附员，什么叫上校附员？这是个很特殊的职务吗？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一直怀疑，你这个上校附员是不是带着什么特殊任务？”

父亲又解释一句：“我去整3师晚了，在编制之外，所以叫附员。”

“用不着狡辩，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向组织交代清楚，来解放区，要执行什么任务？”

“赵锡田被俘了，整编第3师一万多人，为什么单独把你留在身边？你们俩关系很特殊吗？”

还有人敲起了边鼓：“现在，打入我军内部刺探情报的特务可不少。”

父亲百口莫辩，这特务的帽子，可不得了，听着听着，他脑袋都要炸了。晚饭也没有吃，觉更睡不着，看到院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决定去找领导谈一谈。敲开门，领导正在开会，政委见他在门口，叫他进来。父亲说道，我就是一个医生，每天都在开刀动手术，一天也没离开过队伍，不应该被怀疑成特务，说着说着，眼泪就掉出来了。政委说你不要有思想负担，革命队伍搞运动，不会冤枉好人。院长接着说，明天我们派人去了解一下情况。

第二天一早，会议刚开始，政治部主任就来了，对大家说：“徐成沄同志历史是清楚的，组织上了解。参加革命前的问题就不要谈了，其他的缺点错误，大家可以开展批评。”到中午，检查总算通过了。最后一个轮到组长宋欣岚，之前他把关严，最后他自己检查三天才顺利过关。事情过去七十年了，我问父亲经过这样的事，大家心里会不会结下梁子？父亲说那倒没有，战争时期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从根本上讲还是团结的。

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刘邓大军进驻大别山时十二万人，撤出时减员至七万，重武器被丢弃，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但战斗意志依然高昂，信仰依然坚定。

——摘自《父亲的军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徐子建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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