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大泉五千真景》之“真”
大泉五千，青铜质，面文“大泉五千”，篆书，旋读，光背。钱文较大，有不同版别，直径约38mm，重约14.8g和13g两种。现所知最早著录此泉者，应该是乾嘉时翁树培所纂《古泉汇考》。其中曾言及元代黄镇成在所著《尚书通考》中说到：“予偶得大泉五千、货布、货泉三品。”此后，清代嘉道时候的刘喜海在其所纂《泉苑精华》中也曾著录一品，但仅录拓片，未做说明。所著录之品，不仅不知其来源，亦不知其下落。不知是否因此之故，清蔡云谈在《癖谈》卷五中说：“大泉五千则皆后人仿效为之者。”
孙仲汇所见实物
大泉五千的铸造时间，据曾经收藏过此泉的金山程文龙说：“观其制度文字，‘大泉’字及‘千’字与大泉当千同，其‘五’字又与大泉五百同。惟较其周径，则视大泉当千最大之品尤有加焉，盖孙吴故物也。按《三国志》，吴嘉禾五年铸大泉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大泉，而不及大泉五千之制。顾余谓孙吴泉制多袭新莽，莽有栔刀，吴有大泉五百；莽有大布，吴亦有大泉当千。兹大泉五千非即与莽之一刀平五千相当者欤！”认定其为孙吴时候所铸。另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又赤乌九年注引《江表传》：“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故现将其定为赤乌年间所铸，应该虽不中亦不远也。
大泉五千存世极罕，近代以来，第一位真正能够收藏此品的藏家，就是金山的程文龙。程文龙，字云岑，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人。光绪年间，曾任浙江余姚县，有治绩。民国后，一度担任司法部秘书。清末民初时的上海，程文龙以勤收钱币和鉴别精湛而闻名，特别是收藏铜钱范多至近百件，蔚为大观，有“东南藏泉家之冠”的美称。1926年9月，张叔驯等在上海成立古泉学社，程文龙应邀担任评议员。次年，古泉学社创《古泉杂志》，程文龙编辑、发行一人兼行，惜此刊仅刊出一期即停。
《中国钱币大词典·魏晋南北朝隋编》著录者即刘春季所言之品，也就是程氏拓片
程文龙曾亲撰《孙吴大泉五千大泉记》一文，说明他收藏此大泉五千的过程：“岁在壬子，浙东冶铁道于上虞百官龙蚌二山之间获古陶器，有始宁字及泉、镜等，无三国以后物也。明年夏，邑人挈之杭……时邹君适庐在杭，见有古大泉，文曰大泉五千，箧之上海。邹君知余有泉癖，以示余。其泉青绿斑斓，铜质几尽，不可手触。……余蓄泉三十年，今因适庐之绍介以神龟鎏金造像易得之，同人羡且妒，谓足为东南藏泉家之冠。继自今，余将守止足之戒，玩而老焉。友人澹台子骥闻而字余曰吴泉。上虞罗君叔蕴复牓余所居曰大泉五千之室。余亦遂自忘其夸矣。得泉之日，癸丑建申之月二十有二日丙子也。金山程文龙识。”程氏得此之后，喜不自胜，遂将其太仓路鸿仪里2号寓所名为大泉五千之室。又以此泉珍罕，得之不易，不欲自秘，遂作《孙吴大泉五千真景》一书，以飨世人。
此书不过寥寥数页，封面隶书题名，其背为牌记：“金山程氏臧”，次即正文，雕印板框，内右镌“大泉五千”字，中黏该泉拓片，上正面，下反面，两拓之间左侧钤“云錞拓本”朱文方印。次雕印板框，内右镌“大泉五百”字，下双行小字：“与前品在上虞同时出土并附”，中黏该泉拓片，上正面，下反面，两拓之间左侧钤“臣龙之印”白文方印。最末则是《孙吴大泉五千大泉记》。程氏用意无疑甚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使得更多的人有机缘见识到这枚难得的珍品。作为流通器物形象的一种有效方式，选择拓片这种传统形式来成书，应该是程氏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而此书中的拓片，显然也是完全满足了读者对于大泉五千的客观形状的认识，直到如今，只要提及大泉五千，所用之图，仍多出此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吴湖帆题大泉五千拓
但据刘春季介绍，程氏旧藏此品，外郭较宽，锈蚀严重，泉字下半部漫漶不清。钱径3.97mm，穿宽1.2mm，郭厚0.2mm，重10.6g。程文龙自己也说：“其泉青绿斑斓，铜质几尽，不可手触。”因此之故，《孙吴大泉五千真景》一书中所收拓片，其实并非出自原泉。据曾获赠此泉拓片的吴湖帆题：“此系金属翻铸拓出。据云原泉质松，恐致拓损。”将吴氏所获这一拓片与《孙吴大泉五千真景》一书中所收互勘，可谓丝毫不爽，可见源出相同。而吴湖帆所言，并非孤证，著名藏家戴葆庭在获取程氏所赠该泉拓片之后，也曾题云：“（自藏之品与）下列一品比较，‘泉’字‘白’头较圆，背串孔较狭，水锖质地损坏，原品难以扑墨，拓于仿真雕制之铅泉上，由大泉五千室主人程吴泉云岑先生函赠拓本。”也就是说，虽然程氏本为大众开阔眼界而成此书，却因书中所收拓片非真而事实上误导了大众。
程氏所藏此泉，现在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其入藏经过，孙仲汇在其《古钱鉴藏趣话》一书中，曾经有过栩栩如生的描绘。即程氏之子宗敬将大泉五千转让给沈子槎，而沈又将其捐献给国家。但此泉因残蚀严重，除了这个翻砂之本，我们直到现在也很难见到其原貌或拓片。幸运的是，此品虽然存世珍罕，却也并非孤品。现在所知存世者，除了程氏旧藏的这枚1912年浙江上虞百官龙蚌二山之间所出（阔轮，国博）之外，尚有如：1935年浙江绍兴钱塘江畔出土一品（大字接郭，国博）；1987年陕西宝鸡博物馆征得一品；1995年浙江绍兴市区辕门区附近出土一品（细字）。2010年，湖南郴州市梨树山丁家坳组考古发掘时，出土一品。根据各种文献的不同记载，大泉五千存世大概有七八品之多。而其图像，则也可见于戴葆庭《珍泉集拓》一书之中。戴氏此品，系“念五年八月十日下午三点由孙君持归”，即上述1935年浙江绍兴钱塘江畔出土之品，后经陈仁涛之手，现也入藏国家博物馆中。
综上所述，《孙吴大泉五千真景》一书，虽以拓片面目出现，但却并非原物所拓，而是仅能传其外观的翻砂拓而已。这就提示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即利用前人资料之时，哪怕是出自当事人之手，哪怕是当事人出于流布文献的目的，也需要留意鉴别真伪，方可使用。
作者：柳向春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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