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屈原为何有思“美人”之苦？|嘉宾新著先睹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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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感受了莎翁和狄更斯的老师乔叟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今天来读读中国诗骚传统之祖——屈原，领略中国作协副主席、万松浦名誉院长张炜（讲堂第136期嘉宾）的《《〈楚辞〉笔记》（增订本）》。作者在1998年秋后，常避于山中老屋读《楚辞》，20年间常读常新，终于汇感成书。“迎着屈子的一双美目，一寸一寸抚摸着遍开鲜花的汨罗两岸”。不同于作者的小说，这场心灵之旅的共情中，张炜以历史和审美体验来解读古人，积淀传统文学的深厚。
《〈楚辞〉笔记》（增订本），张炜著，责编吴艳红，中华书局2019年4月出版，定价48元
【正文选编】
《诗经》忽略的南国：接受灵异襄助的楚地
人、鬼、神三者相互交织的精神世界，是楚地所特有的一种共生状态，这在《诗经》里并不多见。在楚人巫气弥漫的吟唱中，我们感受的是另一种文化，它阴气浓盛，怪异而野性，一切皆与北方有异。
如同宿命一般，当年周王朝的采诗官没有抵达南部，或者说涉足尚浅，也就把那片未曾采撷的幽深土地留给了后来。打开《楚辞》，好比大幕开启，人们马上看到了一个耳目一新的国度，他们的吟哦时常发出“兮”和“些”的声音，那是不同于北方人的拖长的尾音，也许相当于“啊”和“嘿”。当一阵阵“兮”“些”之声从浓浓的雾气、从崇山峻岭之间传出的时候，会形成一种由远到近的震荡，一种声音的诱惑。
苍苍山水迎面而来，雾气退向两侧。我们看到了具体的人，看到了一些清晰的神色。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要生存，也须奋力劳作，迎接和抗争无测的命运。他们在追逐物质的同时，也会收获一份精神的享受，获取闲暇和愉悦，发出各种各样的歌吟。屈原是这些吟唱者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也是一个集大成者。
楚国民歌与巫术结合一体，显现出另一种颜色，有特别的诡异和灵动。那些费解的词语、隐秘的地域，自然山水赋予他们独有的灵性，让其焕发出不可替代的创造力。
我们不禁质疑：楚地之神从何而来？巫术从何而来？它们又如何接受人间的邀约？这一切实在难解。在这片雾气缭绕的土地上，无数神奇都仿佛自然而然地发生，以至于成为生活的常态，化为人们精神的呼吸。在北方人看来，南方即便远离了宫廷的肃穆庄严，也会寻觅到另一种强大的依赖：接受灵异的襄助。这需要通过一场超越世俗权力的接洽仪式，从而进到另一个时空维度。在那个遥远而又切近的神鬼世界里，有着不同的法则，正是通过对这种法则的寻找、求助以至于依傍，南国才获得了信心。就在这群声呼号放歌之中，无可比拟的、令人震悚的威力一点点释放出来，极大地强化了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力量。正是在一种神秘外力的支援之下，南国才得以世代繁衍、发展和壮大。
楚国（前1115年—前223年）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
思君之苦：“美人”悖论的特异审美
无论是靠近权力中心的诗人，还是一生都被庙堂疏离的文人，似乎其中的一部分都有难以摆脱的思君情结。它作为传统文学的一个伤疤和痼疾，成为一个硬结，硌着无数人的心。伟大的屈原也在诗中一再表达对于“美人”的思念。有人认为这里的“美人”是楚怀王，也有人认为是顷襄王，但无论如何都是指高居庙堂权力中心的那个人物，即所谓君王。“美人”让屈原颠沛流离痛苦不已，以至于走向亡命之途，可直到最后诗人还是在思念他。我们作为几千年后的旁观者实在不解。到了唐代杜甫，这种思君情结发展到了极致，就是“每饭不忘君”。
当然古代“君王”的概念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君王”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相当于一种宗教符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稷和国家。大约就是这种混合纠缠、难以厘清的概念，使最杰出的诗人也无法摆脱其强大的磁性，这时候“君王”之于他们，一旦回到模糊的状态，就会透射出不可抗拒之美，散发出强大的热力和吸力；可是当它回到一个具体形象的时候，又会让人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痛苦。对于思君之苦，我们多少有点不屑甚至不能原谅和同情。我们不愿看到他们精神的中心有一个庙堂，庙堂的中心有一个君王。
就在两个极端的游移和徘徊中，诗人走入了幻想的迷途，这种幻想对于精神是至为有害的，从现实生活层面而言是致命的伤害，而对于烂漫的诗性又是另一回事了。它会产生一种迷离之美，幻觉之美，而且还有一种畸形之美。它们掺杂一体，构成复杂、曲折和深邃的审美效果，呈现出极为特异的艺术魅力。
有时我们觉得这种思君情结来自仕途的规束和汉文化的传统，有时又觉得这是一种生存策略的延伸、扩大，以及惯性使然。思君之苦深不见底，又令人心存犹疑：庙堂的温暖和安逸毕竟令人难忘，它一开始是现实的和世俗的，后来又变成了精神的。所有精神的困窘和心灵的不安，都是因为远离了庙堂，远离了那个中心。“美人”不在，其他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忽略了，而那个“美人”独立不倚的态度和冷淡的神情覆盖和笼罩了一切，使那些试图亲近者失去了任何建立情感渠道的可能性，于是只好依靠想象和揣度，与对方建立一点点心灵的联系。
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屈原，他们的吟哦都强化了古典文学的忠君传统，这是一种庙堂本位的传统，也是一种丧失了主体性的政治抒情诗，其品质有点像《诗经》中的《小雅》一样，“怨悱而不乱”。“乱”就是乱政，是颠覆之心，“不乱”就是忠君。这种哀怨、忧伤之美少有虚伪，基本上是来自一种责任和诚朴。诚实和朴素是一种美，是一种真实，在诗人的全部经历中，它是具有说服力的。在悲愤绝望的时刻，屈原常常回到一种清醒的状态，这个时候他会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也远离了对“怨悱而不乱”的恪守，走向了另一种惨烈的实在。纵身一跃,进入清澈的汨罗江。从此荣辱不再，也最终免除了思君之苦。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与楚怀王（约公元前355年―公元前296年）
《天问》：磅礴气势中回荡着贵族之音
显而易见，屈原的心绪与情感，兴奋沮丧及所有哀怨，大致还是反映了上层贵族的心理状态，与宫廷统治阶层的诸多矛盾纠葛联系一体，与底层关系则要少了许多。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思维指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底层有着利益的一致性，深深忧虑的是国家和族群的前途。他对山河大地所表达的那种强烈的爱恋，更属于所有人。同时，诗人还具有贵族阶层的高瞻与深邃，开放与广阔，而这一切仍然属于全人类。他那个高高在上的世界，在底层人看来仍然具有魅力，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而那些来自底层的吟唱，固然熟悉和喜欢，会产生极大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但也会缺少许多好奇和惊羡。
作为一个来自贵族阶层的诗人，其趣味是大为不同的，其痛苦也有别于普通人。他所关切的事物，从社会层面而言更为高阔和辽远，是关乎社稷、王权、国家、百姓的一些至大问题。诗人的“哀民生之多艰”，是一种引起无数人感佩的情怀，这说明他眼中有底层和劳民。虽然这怜悯和哀叹来自上层，是俯看的视角，但作用于人心的，仍然是至大、普遍和切实的悲悯。
屈原是一位继承了民间强大吟哦传统的诗人，他甚至沿着这个方向走得很远。在流放和远行的旅途上，诗人双目所及、两耳所闻，尽是流传了千百年的声音，它们回荡在天地之间，从大山背后和雾气深处阵阵传来。那是劳作的号子，是悠长的呼唤，是闲暇里的歌唱，是庄重的祈求与祝祷。诗人和它们一起求助于鬼神，在上下求索的神游中走过了一程又一程。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阳光稀薄之地的贵族人物，野外的新鲜感是那么强烈。一旦那个不屈的灵魂与自然的粗砺、底层的野性结合到一起，就会转化为另一种巨大的力量。
在《天问》中，诗人一口气问了那么多，天地人间无所不包，似乎难以想象一个人会有如此强大的追溯力和概括力。于是有人推断一定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因为它实在牵挂得太遥远，囊括得太繁杂：历史兴衰、政治案例、古老传说，更有无数自然奥秘、一个个历史人物，似乎要上天入地，一口气穷尽。“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然而它又是那样地规整和周密，对政事缘起和王权更迭极其敏感，追索叩问犀利而细致，对于神秘苍穹的拷问更多地联系了人间世事。我们似乎可以将《天问》看作上层与底层、民间与庙堂的混杂镶嵌，经过了一个贵族文人心灵之网的细密过滤，点点滴滴都染上了他灵魂的颜色。这首长诗的核心处，仍然回荡着一种贵族之音。
屈原特种邮票“求索天问”与“忧歌离骚”，中国邮政2018年6月18日发行
理性的生长：参与政务的实用主义的迷失
诗人屈原所处的时代，是诸子百家极为活跃的战国，是一个理性发达的历史阶段，其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儒家和道家。
齐地神秘的方士文化与楚地诡谲的神巫文化可谓接近，它们互为补充，声气相通。在国与国之间时而对峙时而联手、分分合合的角逐中，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民族生存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在相当程度上匡正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政治家更需要清醒的理性，所以屈原思想与艺术的生成，恰好具备了肥沃的土壤。
就屈原的身份而言，儒家思想对其影响深重，在他的诗章中，忠君、用世的痕迹处处可见，君臣、等级、礼法和秩序，一直被遵奉和恪守。他认为战国时期的动荡，特别是楚地的诸多乱相，主因就是背离了周公美好的治理传统。这是诗人的理想，它与整部诗篇的浪漫主义紧密结合，在精神取向上是一致的。
治理的思路需要清晰的理性，实用主义的思维与楚地神巫精神格格不入。他眼中的楚怀王和顷襄王之所以踏入迷途，其实就是一种昏聩，是理性的迷失。诗人是清明透彻的，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在支撑他，但是在表达这一切的时候，诗人却使用了极度浪漫的手法。从审美上看，这场想象特异的茂盛生发，正源于理性的根柢，它深深地扎入现实的土壤之中。
诗人参与政务，时刻忧心社稷与民生，容不得机会主义。他始终坚持从社稷出发思考问题，联合与分裂、忠诚与背弃，都与国家利益紧密相系，这时候的诗人似乎一点都不浪漫。一个理性的硬核，是它在时时硌伤他，使他不知所之，无所适从。
正是这种矛盾与焦虑，让诗人不能自抑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完全不是一个富有机心的政客，诗人越来越像一个迷途者，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迷途者却是他心中怀念不已、一直牵挂的那个“美人”，即那位君王。后来，这些悲苦难言的回忆只能加剧诗人的痛苦，如同在迷宫里团团打转、找不到出口。他应该是一个被深深误解的理性主义者，最后又因为理性的淹没变得迷茫焦虑。
生命的终点很快逼近了，越是接近那个终点，诗人越是加重了芳草和鲜花的披挂，越是让思维狂舞。久久凝视波涛汹涌的水流，只是在付诸实施的一刻，他忍住了。理性之光，它照彻诗人，让他变得通身明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九章·怀沙》）
这个时候，那个生命的炽热内核再次活跃起来，烈焰升腾，日夜焚烧，直到诗人的躯体再也无法支撑。
秭归县（屈原故里）屈原纪念馆
楚国悲剧：选择了铁秦，放弃了绸齐
屈原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他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庙堂里诞生的抒情者。记载中至少有过两次流放，一次比一次悲苦，一次比一次不堪，压力加大，苦难加重，最后穷途末路，一死了之。
楚国宫廷内部虽然纷争繁复，它将朝臣分成两大派别：亲秦派与亲齐派。秦国与齐国一西一东，一个是军事强国，一个是经济强国，在七雄竞逐的政治版图上，领土阔大的楚国倒向和倾斜于某一方，后果将是致命的。
齐地海风吹拂，物质富裕，昌明而奢华，其强劲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在战国时期最为突出，它与现代物质主义的挥霍奢糜、与强大娱乐主义的末世情结，倒是颇为接近。当时处于齐国腹地的东夷族已经发明了炼铁术，从而使冷兵器时代发生了一次飞跃，出现了更加锋利的刀剑和箭簇，齐人拥有非同一般的军事力量：甲胄闪亮，军服炫眼，马匹强壮，战车坚固。记载中鼎盛时期的齐军气象非凡，所向披靡，只是到了后来，繁华和富裕走向了反面，它的豪奢浮华、物质主义、娱乐至上使国民慵懒颓废，国家政体变得虚浮无力，国民精神涣散，心理颓丧。除了铁的发明，齐国人还发明了丝绸和纺织术，成为天下最精美、最令人惊叹的物产。有了丝绸才有后来的“丝绸之路”，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艳。
如果说铁器代表了生硬与残酷，那么丝绸就代表了享用和安逸，它是日常生活中柔软的代表，是享受和娱乐的象征。后来人们几乎忽略齐国与铁的关系，却牢牢记住它与绸的关系。
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面对秦国和齐国伸出的橄榄枝，也就变成了“铁与绸的选择”。屈原自然会选择齐国，这缘于那种浪漫的文化血脉。在今天看来，似乎更接近于一种现代思想和审美方向。那些海雾微茫中的仙山与放逸，与冲淡的老庄思想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还有齐人邹衍关于大九州的浪漫想象，显然都在预示一条自由开放之路。
楚国有一句传播很远的民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意是，即便楚国只剩下三支氏族，也能灭亡秦国。作为外交大臣，诗人屈原几次出访齐国，并且有过长长的滞留期。总之，以诗人为代表的亲齐派一度占了上风，最终却失败了，楚国竟然选择了秦国。其结局就是楚怀王被强秦囚禁，楚国惨败，国破家亡，楚国都城被迫迁移，群臣溃逃。
这段历史不堪回首，与国家共存亡的诗人也走向了自己的末路，投向了大江。冰冷坚硬的铁割裂了绸，战胜了绸，从此，一个民族不幸的未来便依次展开。
（李念编摘自《瑰丽的南国》《思君之苦》《贵族之歌》《理性的生长》《在铁与绸之间》，原文9700字，标题另加）
【目录】
【作者简介】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56年11月出生于龙口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14年出版《张炜文集》48卷。作品被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等多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读解古典文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 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等。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
2019年9月15日，张炜做客第137期讲堂《心灵世界的多维解读》
【编辑感言】
曾是鲁东大学（原烟台师专）中文系学生的张炜，自然知晓中国古典文学的灿然。当《古船》《九月寓言》的创作成绩斐然时，张炜清醒地意识到要补一课。如果仔细阅读这份楚辞笔记，你有时会难辨谁是张炜，谁是屈原。也许那些营养已经化在张炜的小说中。最欣赏前言中的最后一句话——“我打开我的书，我写下了我的字，我在大山孤院中。”这也许是最真实的作家。（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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