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诚：华人不能放弃在美投票的权利

▲孙启诚说：“中国有一句老话，淬火成钢。经历了这件事，我和女儿们会更坚强。”

第90届奥斯卡评奖结果日前已公布，其中一部纪录片——《Abacus：Small Enough to Jail (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进监狱)》　(下称　《国宝银行》)　虽然最终只获得了奥斯卡长篇纪录片提名奖，但仍值得关注。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有个关键词叫“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指的是滥发房屋次级贷款导致危机的美国大金融机构因为太大而不能倒闭。实际上危机过后，没有一家大金融机构或个人对那次危机承担法律责任。《国宝银行》　记录了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政府唯一起诉的一家银行——由华人移民创办的纽约唐人街社区银行——国宝银行，以及它的创办人孙启诚和他家人赢得官司的过程。相对于“大到不能倒”，该纪录片取名“小到可入狱”(Smal l Enough to Jaill )。

从2009年底被纽约曼哈顿地检署起诉，到2015年6月5日最终被判无罪，华人银行家孙启诚与美国政府“抗争”了五年。他向地检署提供了90万页文件，前后总共付出了1000万美元官司费。有人说：如果孙启诚没有三个学法律的女儿和1000万美元，他还会赢这场官司吗？　孙启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定而平淡地回答：“这句话讲得很对，在美国打官司需要后备经济力量。但换个角度想，我们是小银行，跟大银行的经济实力相比天差地别；再和政府相比，那资源实在太少了。这个案件发生之后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所谓的美国正义，是　how much you can afford？　(你能负担起多少？)　美国宪法说是要公平地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权益，但实际上美国宪法还没有做到怎么样使穷人、小的企业、少数族裔和主流民族一样被公平对待。从华人群体来说，我认为在美华人要组织起来，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参与美国的政治。我们不能放弃投票的权利，更不能仅为自己家庭的利益奋斗，而是为社区、为侨社的利益奋斗，这也是国宝银行要继续做下去的事。”

“中国有一句老话，淬火成钢。经历了这件事，我和女儿们会更坚强。”孙启诚说。

▲美国知名纪录片导演詹姆斯(SteveJames)(右一)用镜头记录孙启诚一家的抗争历程。

中国城的“乔治.贝礼”

在洛杉矶见到孙启诚时，一眼便能认出。他和纪录片里的穿着一致——一套灰色的西装，戴着金边眼镜，眼神深邃。只不过，真人看起来更清瘦。

尽管孙启诚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在华人社区几十年的威信，但有一些问题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出现。2003年，美国一家中文报纸报道称国宝银行纽约坚尼路分行经理林小琪非法挪用了千万美金的款项，上千名华人在多家国宝银行排队希望立刻提款。在局面将失去控制之前，纽约市警72和66分局约20名警察赶到现场，及时疏散人群，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混乱。

孙启诚立即去了警局，并向警察要了扩音器，再赶到排队现场，对前来取款的华人说：“我在这里!”那时，孙启诚觉得自己很像电影《风云人物》里的乔治·贝礼。乔治·贝礼也是一个银行行员，曾在银行发生危机时对群众说：“你们都把这地方想错了，好像我把钱存在后面保险库里一样，其实你的钱就在你家旁边”。

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的《风云人物》和《卡萨布兰卡》《黑狱亡魂》一样，是美国的经典电影。《风云人物》讲述了小镇青年乔治·贝礼家中经营储蓄贷款公司，他的父亲去世后，为了避免公司被波特收购(收购后，波特放高利贷将导致全镇穷人任凭宰割)，乔治不得不放弃原本成为杰出建筑师的理想而继承父亲的公司。乔治和妻子玛丽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帮助过许多镇民，连新婚蜜月旅行的经费也牺牲掉了。许多穷困镇民靠着贝礼公司的低利息贷款得以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为了感谢乔治及玛丽，将聚居之处取名为“贝礼庄园”。孙启诚也是个小镇银行行员，只不过这个小镇是中国城。

“我和排队取钱的人握手，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温度。他们知道一切没事，第二天又回来存款了。如果我和民众没有这种情谊，遇到危机我就会比较紧张。”孙启诚说。

在纽约的中国城里插着一面中国国旗的建筑是中国社区中心所在地——中华公所，孙启诚在这里担任了很多年的代表。中国社区中心赞助了一所学校，孙启诚就从教育部那里申请了永久特许证。闲暇时候，他会去听粤剧；需理发时，他会去向他感叹“我们都老了”的上海理发师那儿剪头发；和他走在中国城时，他能清楚地告诉你哪家面包店的面包更好吃。

“我在侨社做了60年，从做律师到开银行都是为社区服务。这个社区的华人对我很了解和信任。一般发生什么事情，我跟他们解释后，他们都会理解。我一直对自己很有信心，是因为我知道华人团体站在我们一家人的背后。”孙启诚说。

孙启诚和妻子曾慧琳育有四个女儿，除了三女儿孙仪珍读了医学院，其他三个女儿都读了法律。大女儿孙仪芬和小女儿孙仪琳曾分别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2005年，37岁的二女儿孙仪文拿到了沃顿商学院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接任了父亲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一职。大女儿孙仪芬虽然不是银行的直接雇员，但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经营着家族律师行孙氏律师事务所。

中国城里的华人对孙启诚是很信任的，孙启诚也没有辜负过这份信任。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华人社区里的居民问孙启诚：这个时候应不应该购买地产？孙启诚就劝他们：现在贷款利息高，价格虚，不一定是稳当的，假设你们一定要买的话，国宝银行最高可以贷款房价的60%。

要知道，当时美国有的银行能贷款到80%，甚至可以“零首付”买房。“我们预料到有次级贷款危机的发生，就没有像别的银行那样无底线地贷款。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其他大银行都倒闭了，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国宝银行反而很坚强。因此在2009年所有银行不能贷款了，国宝银行虽然小，2009年贷款总额也超过了5亿元。”孙启诚说。

▲纽约的国宝银行门面。

“小到可入狱”(Small Enough to Jail)？

如果说2003年的林小琪事件对国宝银行来说是一场小风波的话，发生在2009年底的曼哈顿地检署的指控则是国宝银行大伤元气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要从国宝银行的一次内部腐败检查开始。

2008年的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整个银行业宽松的借贷标准，之后一段时间，美国银行的信用审核变得异常严格，中国人在美贷款变得更艰难。

24岁的纪渊宇和小她一岁的温州丈夫陈其真结婚一年后准备买一栋价值78万美元的别墅，但是金融危机后在美国的银行贷款比较困难，经中国城的人介绍，他们来到了国宝银行。

接待他们的是国宝银行的员工余启斌。余启斌也是温州人，他对陈其真夫妇说：“拿到贷款很简单，只要把所有相关手续都给我就行了。”双方一拍即合。几周后，银行就拿到了陈其真夫妇的工作信息文件。陈其真写了支票，提交了财产证明，财产证明的钱是陈其真的父母用房子做抵押借来的。

陈其真记得，在和余启斌签署的最后几页文件里含这样的内容：他的妻子给余启斌写了2张支票，共2.5万美元。陈其真想确认这笔钱是否和其它支付款项一并存入了银行账户。然而，当陈其真夫妇的律师问起这张支票的时候，孙仪芬表示很疑惑，她不知道这张支票的存在。

后来，孙仪芬和银行现任总裁，也就是她的妹妹孙仪文，询问余启斌究竟是怎么回事？余启斌的回答十分可疑。经证实，余启斌不仅卷走了这对夫妇的钱，在之前还虚报过贷款申请人的收入。陈其真夫妇得知后，立即去了离银行仅五分钟远的纽约市警察局5分局。他们告诉警察，国宝银行的雇员偷了他们的钱。

这事发生后，孙仪芬和孙仪文开除了余启斌和其他两名银行职员，启动了内部调查，还向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并雇用外部调查员检查贷款以外的业务。然而，陈其真夫妇报案使这次内部调查演变成一桩刑事调查。

2012年5月31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R·万斯，宣读了一份对国宝银行两名主管及九名前雇员的起诉书，起诉书共184页。指控包括抵押贷款欺诈、伪造商业记录等等。国宝银行的员工们被铐在一起，拖到曼哈顿刑事法庭，一些人甚至可能被判处25年监禁。

面对曼哈顿地检署提出的184项控诉罪名，孙启诚说：“一般情况下，有这么多控告，被告人是很紧张的，因为数目越高，被判罪的机会越大。但这个控告不是有正当的理由。我知道我们自己怎么做事为人，再多的控告罪名都不是真实的。”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确立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制度。一般说来，刑事案件被控刑期6个月以上，被告有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没有要求陪审团审判的当然权利，但可提出申请，经法官批准后设立。

陪审团有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之分，大陪审团可以在任期内审理若干起案子，小陪审团则是一案一组。小陪审团一般由6-12人组成。大陪审团仅对刑事案件作出罪与非罪的裁决，负责决定提起公诉还是不予起诉，对犯罪者具体的惩罚则由法官决定。小陪审团适用于轻型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主要任务是审判案件。

“按美国法律，有陪审过程对被告来说既是一个保障，也是一个缺点。大陪审团的审判是根据检察官给的证据来判断的，虽然被告人有权对资料提出质疑和否认的意见。一般，被告人都不愿提供证据，因为在正式开堂的时候，被告人所有的证据都可以拿来辩论，这对被告人是不利的。”孙启诚解释。

受到政府的控告，对银行机构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结束”：银行是依靠信用生存的机构，历史上没有受到政府控告还能继续生存下去的银行，银行一受到政府控告，往往就会引发用户挤兑风潮，于是在短期内倒闭。

“我们预料检察官万斯的动机就是让国宝银行得不到宪法的保障就让它倒掉，他希望我们在讨论中就认罪。这是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缺点，法律应该对每一个被告有一个审判过程。”孙启诚说。

庭审上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国宝银行在房贷申请文件上的瑕疵是否增加了房利美　(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的风险？　在被指控的5年时间里，国宝总共卖了3000个贷款给房利美，3000个里只有9个有问题，而且都得到了及时处理。

检方指出国宝拿着房利美的钱、而非自己的钱来“为社区服务”，而房利美的钱，溯其根源又来自于购买了次级债券的投资人。据此检方论证，如果房款首付是负债，那么不仅会增加借款人的负担，也会增加房利美的风险。

国宝银行的客户即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其购房首付资金来源往往有：父母或兄弟姐妹给的钱，向亲戚朋友借到的钱，通过同乡会筹到的钱。这些客户在买房时平均支付房款总额40%左右的首付。由于房利美规定不能用借款来付首付，而美国的银行为避免洗钱又要求证明资金来源。这些客户就经常碰到“如何证明资金来源”这一难题。

余启斌采取的做法是：帮客户把这些钱的来源统一伪装成赠款，并附上一封赠款信。检方指出：这些所谓的赠款其实是借来的或者同乡会筹来的，实质依然是负债。检方由此认为：通过首付加贷款形式买房的华人供不起房。因为很多华人会向位于中国的家人借钱买房，一旦人民币贬值或者金融危机再次发生，这些人就会还不起贷款。检方进一步指出，由此可推断，国宝银行整个贷款部长期都在造假，领导层不可能不知道。根据检方的逻辑，国宝银行总裁孙仪文和其他主管之所以放纵贷款员造假，是因为他们为国宝带来了盈利，国宝从房屋贷款中赚得了上百万手续费。

针对检方所持的“国宝银行造假贷款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这一逻辑，孙启诚一家的应对策略是：从根本上证明国宝银行给华人的贷款几乎是“零风险”。

“借款人所支付的大笔首付会对借款人形成一个约束作用：当他投入了这么大笔巨款去买房之后，他肯定会保证按时还贷来避免失去房产。此外，国宝银行0.36%的滞欠率远远低于6.6%的全美银行平均水平。被检方拿出来举例的31个问题贷款其实运作良好，房利美从中收获了250万美元的利息，而国宝只不过从中分到0.25%的利息。国宝银行从每一个贷款中只赚取2000美元到8000美元的手续费，这其中还要再扣除员工薪水等成本开支。而贷款一旦坏账，国宝银行还要从房利美购回贷款自行承担损失。”孙启诚说。

在三年多的诉讼长跑中，孙启诚一家共花费1000多万美元，前后共向检方提供了包括电子邮件、内外审查报告等在内的90万页文件。2015年6月4日，包括贷款欺诈、伪造文书等在内的最后58项指控均被陪审团一一宣告无罪。至此，和联邦政府对抗的国宝银行终于可以正式宣告胜利。

在这五年里，70多岁的孙启诚想过放弃。但为华人银行、华人社区争口气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走到胜利。美国知名纪录片导演詹姆斯(Steve James)听完这个故事后，采访了孙启诚夫妇及其女儿们，用镜头记录了孙启诚一家的抗争历程，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孙启诚四个女儿，其中三个都读了法律。

从开办律师行到创建银行

从1951年孙启诚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纽约开始，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67年。在中国大地上短暂的记忆，成了他每次遭遇困境的勇气源泉。

一份他父亲来美国时的商务签证申请文件记录着其父开过两家猪鬃厂的故事。他的父亲曾在重庆南山创办过大型孤儿院，那些孤儿长大后就成了孙家工厂里的工人。

时逢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禁止中国人迁居到美国。孙启诚跟着父母到了纽约之后不得不去巴西暂住了6个月，得到了巴西的永久居留证后再次申请到美国。

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虽然该法案在1943年被废除，但它仍是联邦法律里存在过的唯一一部排挤外国人的法律。它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以阻止中国工人进入美国主流劳动力市场。

“美国的移民法律依旧很严格，我们一家人有在美国居留的动机，所以再次来到美国后被扣留了6个月。”孙启诚说。

美国政府的扣留令让孙启诚觉得在这个国家生活一定要懂法律，不然就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于是，他选择到布鲁克林法学院读法律。不幸的是，孙启诚的母亲来美国后不久便去世了，他在读书的同时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在布鲁克林法学院读书时，“白天工作，晚上上课”苦行僧般的生活使他养成了简朴的习惯。

20世纪60年代初，孙启诚认识了妻子曾慧琳，两人在唐人街定居。1966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孙仪芬出生了。那时，孙启诚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就职于一家大型的犹太律师行，并亲自处理了全家的移民申请。不久之后，他便独立门户，开了自己的公司。

“那个时候纽约的中国律师很少，开业之后我准备在唐人街帮中国人，因为当时中国有很多寻求法律援助的人。”孙启诚说。

孙启诚流利的英语、普通话、粤语和四川话令他在华人社区如鱼得水，自如游走在不同的圈子之间。随着法律业务的提升，孙启诚开始购买房地产。他自豪地回忆：中国城里曾经有一条街区的房产都是他的。

1984年，孙启诚创建了国宝银行。“算盘，是中国的计算器。中国人觉得算盘是国宝，所以我们就决定把银行叫做‘国宝银行’。”孙启诚说。

开银行的想法源于孙启诚的房地产业务需要大量资金，而中国人在美国获得贷款资金真是比登天还难。这让有商业头脑的孙启诚意识到，中国城需要能够服务于华人移民的银行。

相较于把钱存入银行，最初来国宝银行办理业务的顾客更愿意把贵重物品放进家里的保险箱。国宝银行的雇员大多是唐人街居民，这些雇员与他们的顾客一样，都是移民或者移民二代。在中美贸易上升的九十年代，国宝银行业务规模增长迅猛。

之后，孙启诚还开创了一种非传统的借款人档案，即通过检验日常开销来评估那些没有典型信用历史的贷款人的信用。国宝银行在全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华埠社区广开分行，后来它们的业务还拓展到保险和证券业。

这么多年来，曾慧琳却不想丈夫和女儿们从事银行业。她说：“我从来就不支持他做银行，银行是一个时刻充满忧虑的生意，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成功，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感谢银行，特别是当银行出错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女儿们应该去做点其它她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她们还是选择进了银行，因为她们想要帮助父亲。”

“很多人会问我，为何会想要进入银行业？　其实不是因为我需要这份工作，我当时在做律师，工作很顺利。但我告诉自己：该是时候了，要回馈社会。这从我的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了，他一直都觉得，为公众利益奋斗是最光荣的事。”孙启诚说。

文：本报记者　陈佩珍　特约撰稿　张雅珍

图：均由受访者供图

编辑制作：范菁

责任编辑：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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