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写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
▲日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在北京展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一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些理论无疑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对中国适用，而对其他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借鉴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包括科学理论都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体，既没有单纯的个性、特殊性的东西，更没有孤零零的共性、普遍性的事物。共性、普遍性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个性、特殊性的东西是内含有共性、普遍性的实在载体。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载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他们的学说一样，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载体又有列宁的著作和思想理论。在现代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从毛泽东思想一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既有属于中国特色的个性、特殊性内容，也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共性、普遍性内涵。这些内涵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
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呢？
首先，看我们党对中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若干评价。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毛泽东思想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不少空白。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首次使用 “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对它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显然，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十四大和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评价，特别是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上述评价，是可以解读为科学社会主义观新形态的一个参照的。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当时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来作分析的。尽管一个半多世纪过去了，迄今还没有看到这些国家 （比当时更发达）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势，但我们不妨仍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那些设想，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视为那个时代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
目前世界上的国家，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划分，除少数为发达国家外，绝大多数属于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视为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看，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不算为过。
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并走向或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方面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苏联有四分之三世纪的历史，东欧国家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最后还是“其亡也忽焉”。目前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许多独特经验。但就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赢得了最大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成功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也是发展中大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若干理论观点就不能不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邓小平说过：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 “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就此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具有原创性，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些重要理念。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观新形态的根本理论依据。
关于革命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提出了那时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晚年对像俄国农村公社这样的组织和地区 “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提出了构想，但没有也不可能作深入探讨的实践。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道路为不发达国家举行城市武装起义提供了一条路径。中国革命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又提供了新的路径。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是提出了若干重要的理论原则。苏联共产党根据列宁主义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积累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思想僵化、不思改革，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又走向搞自由化的另一极端，其结果是这个经历了四分之三世纪的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这说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是成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包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都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探索，终于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比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由于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历史经验，党提出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理论问题。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这是不可逾越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当长时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为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水平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相衔接开辟了新的路径。这个理论是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第一块理论基石，也为回答马克思提出的 “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构想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某些难点，使得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就在研究计划和市场问题。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探索这个重大问题，但长期以来没能解决。我们国家在相当长时期也坚持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直至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以前，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本人在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紧箍咒束缚住。他不迷信本本，坚决地反对本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0多年间，他与一些领导人和来访者不断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个被视为 “异端”的问题。从1979年到1992年，他讲了十四五次之多，最后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挑战了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点，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指引下，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的改革目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我们国家走上了经济社会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当然，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负面效应也不可避免。经过20多年的不断总结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愈益健全起来。党的十九大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思想后，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如何完善这个体制作了全面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发展。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的重要标志。
——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个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是：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要求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协调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要求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绿色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开放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要求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共享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发展成果，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它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希望加快发展而尽量少走弯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一条新路。
关于党的建设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发表了 《共产党宣言》，但是将共产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他们讲得不多。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最具原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比较完整的建党学说，建立了一个好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一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党情，自延安时期始就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不断推进，创建了非常完备的建党理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党建经验。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又有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这些年来开展的全面从严治党活动，在思想建设中，强调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共产党人的 “金刚不坏之身”，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抓制度建设，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定和健全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坚持“打虎”、 “拍蝇”、 “猎狐”，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就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 （还有全盘西化论者）认为只有实行两党制才能反对腐败而共产党自我反腐的不可能。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进行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恩格斯说：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永远在路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将继续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它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常青！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常绿！（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作者：石仲泉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单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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