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平:一部唐诗史早就在肚子里|蒋寅

2018-05-31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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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中午,答辩结束打开微信,赫然都是赵昌平先生猝逝的噩耗。

昌平兄走了?怎么可能?很想冷静一下, “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在回家的公车上,意识中只有哀伤和回忆。与昌平兄交往的一幕一幕在眼前浮动,隔开了炎热、嘈杂的世界。

中年伤于哀乐,诚知人所不免。几年来,哭刘扬忠先生,哭李伊白,送胡小伟,送杨镰,都不止作数日恶。昌平兄的逝去,更让我痛感一代学人的凋落。

按学术的代际说,赵昌平先生要高我一辈。对他这一辈的学者,我都是称老师的,像陶文鹏先生、刘扬忠先生、葛晓音先生。独有昌平先生,向来以兄称之。这与尊重程度无关,只是出于一种亲近感。

现已记不清与昌平兄相交始于何时,只记得读硕士时就给他写信,对他建构式的诗史研究表示钦佩,并请教大历诗研究的问题。那时我正研究戴叔伦诗,从此通信络绎。他是喜欢写长信的学者,经常几页信笺写得满满,细述自己的想法。

初次见面可能是1988年的唐代文学会,但已没什么印象。比较清晰的记忆始于1992年厦门唐代文学会。他招呼贾晋华、陈尚君、张宏生和我去他房间聊天,留下几张合影,最近整理照片恰好找出。在那次会议上,他介绍我和浸会学院中文系主任陈国球教授认识,后来我们一起出席1995年陈国球教授主办的 “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也是在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大历诗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翌年《戴叔伦诗集校注》相继问世。后者是我硕士论文的附录,在读博士时就寄给昌平兄,他回信说经编辑审读可用。可后来并不顺利,几次讨论裁减项目都险被汰除,是他力主保留,最终才得以出版的。多年后闲谈中,提到这段往事,令我感铭不已。

当年程千帆先生将《大历诗风》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嘱我可请傅璇琮先生作序。我知道傅先生极忙,不忍心打扰他;同时觉得昌平兄对大历诗歌见地独深,且与我的结论不尽相同,请他作序可阐述他的看法,使读者有所参酌,便驰书相请,结果昌平兄极逊谢不可。我心目中只有他最适合为拙著作序,他既然辞谢,我就没有再请别人。后来我所有的著作也都没有再请人作序。

屈指与昌平兄认识已三十多年,通常这么久的交往都会让我们看到别人的某方面缺陷或不足,但在昌平兄身上我看不到,尊敬有增无减。上世纪80年代初,传统学术刚恢复,昌平兄独辟蹊径,探索一条建构式的诗史研究路径。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建构了从王维到大历诗人之间清雅诗风承传的一段诗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也深受启发。昌平兄所从事的诗史建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诗史过程和事实的认知,是诗史的新发现。

到了90年代,理论热、方法热笼罩学界,许多论著以标榜新方法为职志。海外学者的著作也格外引人注目,盲目崇拜的固多,狭隘排斥者也不少。昌平兄则能有所取舍,择善而从,曾以美国学者高友工、梅祖麟的研究为例,撰《意兴、意像、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一文,评论其唐诗批评的得失,显出包容开放而又不诡不随的学者本色。事实上,以昌平兄对唐诗史乃至文学史的认识,看当时那些宏观叙事或所谓新理论、新方法,不用说会觉得花哨而肤浅,鲜有理论和方法的效用。记得他曾写过一篇《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我问他怎么和以往写论文的风格大异,他不无顽皮地笑道: “我就是要给那些人看看,这种东西算什么?我们不玩,不是玩不了。我这篇文章,就是玩一下给他们看看!”但平心而论,这仍是很有价值的一篇大文,对诗史的认知方式提出了透彻的见解,虽然在他本人只是随手戏仿之作。

从厦门会议后,我们就熟悉起来。尽管暌多晤少,但每见面都很亲切。吃饭时要么他招呼我去坐他边上,或他看到我坐哪里,过来一起喝杯啤酒。饭后往往招我去他房间闲聊。和他聊天,从来不涉及人事是非,甚至学界八卦,所谈不离学问二字,间及生活情趣。

大概因为我的研究和他有些交叉,学术观念也比较接近,他喜欢同我讲他最近写的论文和一些想法,我对他学术思想的了解也不断加深。昌平兄读硕士虽然师从施蛰存先生,但学术方面自言承传马茂元先生为多。马先生的学问渊源于桐城,所以昌平兄论诗学也力求沟通文章学的义法,晚年他越来越用心思考这个问题,曾在《中古诗学—文章学的思辨形态和理论架构——从〈文心雕龙〉到 〈诗式〉》一文中全面阐述自己的想法。2015年底出席浸会大学的中国诗学会议,回程同在机场候机,曾深谈过这一问题。我感觉多年来昌平兄始终在思考中国古代文论的安身立命之本,晚年已形成系统的想法。

无论从哪方面说,昌平兄都是我认识的学人中最具有高贵品质的一位,是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从来没听过他议论别人,偶尔对某人的研究不认可,也只讲论学理,不作诛心之论。初见昌平兄,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很典型的上海MAN。当然,是上海大男人,不是上海小男人。我自幼讲得最好的话是上海话,但平时只同两个人讲,一个是文学所当代室的刘士杰先生,另一个就是昌平兄。见到这两位不能不讲上海话,因为从里到外太上海范儿。

昌平兄注意仪表,对生活品质非常在意,又豪爽好客,常邀请朋友去家中一聚。也曾一再叮嘱我,到了上海要去他松江家中玩玩。但我难得一去上海,且总是行色匆匆,自然无缘一造他府上。也曾想象过他的家,应该是装潢颇为讲究的。2002年一起到布拉格开会,逛玻璃品店,他买了一套香槟色刻花凉水瓶和水杯,原价要一万多人民币,因有一件微损,不到半价出售。我虽不太懂玻璃,也能感觉是极上品的波西米亚手工制作。引得一拨外国和港台学者说,还是你们大陆教授有气魄,我心说这也就是昌平兄,有这大手笔。他不太喝白酒,能喝点红酒、啤酒,而极嗜咖啡,非常讲究并精通其道,我曾听过他讲咖啡经。

最后一次见到昌平兄,是2017年9月在胡晓明教授主办的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文论之路”会上,也是坐一起吃饭,说些闲话。这一年初,我曾邀请他莅临11月我校举办的中古文学国际会议,他爽快地答应。不料10月突然接他电话,说夫人遽逝,身心遭受很大打击,不能成行。我劝他还是出来散散心,暂时离开熟悉的环境,可以调适心境。但他说无法接受夫人突然离去这一事实,本来说好携夫人同行,现在一人独来,难免触景生悲,情何以堪。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深居简出,每天吃饭时摆一副碗筷在对面,一如夫人在日。我深知昌平兄伉俪情笃,清楚夫人的离去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又怎能想到,仅半年间他就随夫人而去!或许,这于他也是较好的归宿,免得经受长久的痛苦和煎熬。但对我们这些眷念他的友人来说,这个日子未免来得太快太突然;而对于学界,这个损失也未免过于沉重。

昌平兄曾对我感慨,说自己苦于事务繁多,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有点空闲只能细读《全唐诗》,从作品自身辨析唐诗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走向。这种专注功夫,使他对唐诗的认识,深度远远超出时下许多通史通论式的著作。他的每一篇论文,都能提出新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和发明。六朝到唐宋的诗歌史也在他的阐述中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晰。我不止一次听他慨叹,一部唐诗史早就在肚子里,就是苦于没时间写出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哲人其萎,百身莫赎。让学界期待已久的赵氏唐诗史,竟永为绝响!怎不教人憾恨、叹惋!

前两年我任《文学评论》副主编时,鉴于目前学术刊物多不发表书评,而总结四○后一代学者的成就、经验已迫在眉睫,曾向主编建议开设四○后杰出学者研究和评价的栏目,并约查屏球教授撰写昌平兄一篇。没想到文章尚未杀青,昌平兄已猝然先去。我相信,以查屏球教授研究唐诗之深,是足以为昌平兄撰写一篇好评传的,但已不能由《文学评论》(不登已故学者评传)发表,而只能由 《文学遗产》刊登了。昌平兄的学术确实是值得我们总结、珍重的一笔宝贵遗产,只可惜未尽所蓄,他本可以留下更多的东西啊!悲夫,遂令我侪不能不为昌平兄一哭,不能不为中国学术一哭!

作者:蒋寅  编辑:潘向黎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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