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书的故事

2018-07-09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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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

钱穆自幼家贫,酷爱读书,晚年撰写自己的生平时,对祖父的回忆只提及两部书籍。其中,“手抄《五经》一函,由先父以黄杨木版穿棉带裹扎,并镌亲书‘手泽尚存’四字”,另一部是“大字刻本《史记》”。这两部书深深影响了幼年钱穆,“余自知读书,即爱《史记》,皆由此书启之”。

1909年,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三年级时,偶然见同学看《曾文正公家训》,没想读了就放不下。次日一早,钱穆跑到校外书店买书。当时的书店大门是一块一块的长木板拼接的,店家刚开门,木板还没卸完,钱穆从门缝中侧身窜入,急问有没有 《曾文正公家训》,连家书一起付款购买。此后,这家书店就成了钱穆的私人图书馆,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1914年,钱穆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将几年教学的《论语》讲稿成书《论语文解》,寄给商务印书馆,得以出版,得版权费和稿费100元。不过不是现金,而是商务印书馆的百元书券,只能买书(不限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钱穆用这张百元券补缺了自己的经史子集书籍,他感慨地说:“自此余学问又进。此百元书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

钱穆自1930年起分别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在北平共生活八年。教书做学问之余就是到旧书市场淘书,常常有意外惊喜。其中念念不忘的善本有:

其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前八卷,清朝嘉庆年间刻本。钱穆得到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禹贡》半月刊上。

其二,《章实斋遗书》家传本。一天下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特地到历史系休息室找钱穆,市面上送来了一部《章实斋遗书》手抄本,不知道是否有价值,想请钱穆鉴定一下。钱穆仔细勘查后发现,这部书确是章氏的家传本。这个本子几乎可以说是孤本,极为珍贵。如果回答说没价值,这个孤本必然回到旧书店,钱穆就可以收为己有。但想到公藏可以给大众阅览,于是钱穆告诉毛馆长可以收购珍藏。

同时,钱穆让助教连夜录出刻本中未见的内容,共20余篇。抗战南迁时,钱穆将这些手抄本藏在大衣箱底,上面加一木板,以避开检查(为什么要检查这些“故纸堆”,钱穆没有解释,现在不甚了了),辗转香港、长沙、昆明、成都。后托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蒙文通印刷200册,此书得以流传。

而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并没有为图书馆购买《章实斋遗书》,此书竟转归于胡适家藏,最后不知所踪。

其三,《竹书纪年义证》,北通州雷学淇著,共40卷。钱穆曾遍访北平旧书市场而未得,后在北平图书馆得到家传稿。该书由雷氏家人捐献,蔡元培校长请北大付印,印刷本流入北平图书馆。钱穆看到后,晒蓝本(复制)一部,并将有关内容补入自己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1937年,钱穆将晒蓝本交书店印刷,此书得以流传。

钱穆淘书藏书,其目的还是为了研究。他有一部朱石曾的《竹书纪年存真》,以此纠正了王国维校对本的很多错误。傅斯年曾嘱咐北平各书店为他寻访此书,几年无果。最后只好将钱穆的书借去晒蓝复制,收藏在中央研究院的书库中。

钱穆回忆自己在北平的八年:“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等学校南渡。钱穆藏书量大,难以运输,更难找到藏书的地方,况且每年夏天还要晾晒。思虑再三,钱穆临时赶制了20个大箱子,将20万卷藏书装入箱中,并与房主约定,房子不再租给他人,等和平了再来取书。

抗战胜利后,钱穆没有回到北平,而是在家乡江南大学任教。房主通过钱穆好友汤用彤,催促其将书运走。汤用彤找到钱穆熟悉的一位书估去取,书估愿意出价百石米价。而此时钱穆已在广州,他嘱咐汤用彤让书估妥为保存,等他回北平后仍然以百石米价赎回。

再后来,钱穆流落到香港,老友沈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书,得 《资治通鉴》一部。钱穆看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大哥钱挚(钱伟长父亲)生前的阅读本,书中有很多大哥的手迹。此书现身香港,其他20万卷藏书可以想见。这时汤用彤已经去世,钱穆北平藏书的下落自此无从查询。

收自人间,散在人间。书香不尽,唯有缘者得之。

(本文参考书目: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



作者:郑春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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