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爆炸式表演”，一批青年作家用新锐务实的写作为青春立传

■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不同，眼下青年作家可能不再具有上世纪80年代余华、苏童、格非那批年轻人一上来就爆炸般的新奇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差在了哪儿。他们没有炮制出什么掷地有声、吸人眼球的宣言，却用探索的热情和澄澈，去完成着“文学即人学”的追求

■从语言表达上看，他们是新锐的，但骨子里是务实的。相较于一些前辈作家表演性强，不少90后的写作从个人经验出发，能正视自己的生活，源自天真，相对客观，没有太多妄念和拗造型姿态

■写自己的那点事相对容易，但描摹观察他者的生活，书写更广阔复杂的社会时代是难的。如果太依靠直觉而没有直觉背后的反思，直接经验的单薄是不可避免的，更为深邃的逻辑思辨还有待成长、心智有待成熟

随着一代文学新人在创作上的求索与成熟，近年来，以85后、90后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愈发受关注，成长为日益醒目的文坛新力量：

新鲜出炉的《收获》杂志第四期推出了年度“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九位风格鲜明、颇具潜力的年轻作家集中亮相，班宇、大头马、郭爽、王苏辛、李唐、董夏青青、徐畅、庞羽、顾文艳的平均年龄为28岁，90后占了大半；上周末在鲁迅文学院举行的“90后：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研讨会，多名评论家与十位90后作家围坐畅聊创作喜忧，并组织一批70后作家与90后新秀面对面提问互动；《作品》杂志从五年间累计的200位作者中，精选十位年轻作者，邀请评论家展开“一对一”点评；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联手《收获》即将举行“青年作家工作坊”，以规模化、专题式的定期对话，勾勒评析年轻作家群像风格……

种种迹象表明，文学圈聚光灯正从多个角度对焦这批崭露头角的新芽——他们虽以群体面貌出现，但终将以个体的姿态存活并发出声音。有别于仅贴上年龄标签的单一归类，更多的解读，不再囿于概念与想象的言说，而是试图深入理解每位作家与作品的内核，以期扫描把握时代进程中青年写作的精神向度。

“相较于一些前辈作家‘表演性强’的艺术手法，年轻一代作家的鲜明特质恰恰是没有强烈姿态。这有点类似‘张牙舞爪的猴子’和‘沉默的大象’区别。”在《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评论家施战军看来，不少90后作家的典型特征是从自我经验出发，没有一味承袭或悖反着前一代人经验，他们的写作更多源自天性、本真的思考，不是“非要把头发揪起来离地三尺”，而是客观正视并记述自己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态度，拒绝太多的“妄念”和“拗造型”，显示出这代写作者不同的小说美学与思维方式。

不擅炮制“爆炸式”宣言，低调寻求突破的小径

《收获》一口气推出九位青年作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87年《收获》第五期的“先锋作品专号”，将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推向文学舞台。30多年来，《收获》每隔数年都会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不少当今知名作家作品都曾陆续入选。

在《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的观察中，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不同，青年作家可能不再具有上世纪80年代余华、苏童、格非那批年轻人一上来就爆炸式的新奇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差”在了哪儿。“文学教育的普及，加上文化市场的繁荣，青年写作者数量不少，竞争也激烈，寻求突破的难度很大。他们没有炮制出什么掷地有声、吸人眼球的宣言，却用探索的热情和澄澈，去完成着‘文学即人学’的追求。从语言表达上看，他们是新锐的，但骨子里是务实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评论界口中的“客观”“务实”，予人青年作家“低调出场”的整体印象，他们在小说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并没有一味求怪求变，或急于“剑走偏锋”，而是平实呈现出普通人的生活起伏——已有的生活常规对年轻作者不断造成“碰壁”，新生事物形态的发展又冲击着他们剖解自我、看待世界的视角。

比如，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塑造的女青年许玲玲出身贫门而罹患重病，在遭遇爱人、亲朋的多重背叛下，被悲凉与恐惧缠身，作品专注于一人一事，将普通人的命运悲剧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王苏辛和李唐的新小说，都落地于少年人的孤独，前者《所有动画片的结局》令人一窥工业社会的荒芜精神世界，后者《菜市场里的老虎》则表现成长中永恒的痛苦——对爱与背叛的学习和理解。郭爽的中篇小说《九重葛》以一对从少女时代相伴到“熟龄”的好友视角，呈现出两个公务员家庭在转型时代走过的历程。

这种对生活“几近原生态质感”的书写，在军旅作家新星董夏青青笔下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她的新作《黑拜》以我国边境线前沿阵地的对峙为背景，透视当代年轻军人的生态与心态，还是首部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专心叙述边疆基层官兵的粗砺，作品里的风物人物，无不显露出雕刻般的冷静与克制，鲜少戏剧化故事情节，更像是生活的片断甚至碎片，为人性添上苍茫辽远的底色。

“单位有任务进山区了，网络信号极差，我回市里给你发资料。”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董夏青青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喧闹，多次沉潜新疆边防连队的日子充分糅进她的小说中，“我与官兵同吃同住，三言两语的判断会遮蔽他们十年五载的生活，作家不能把自己的声音安在小说角色嘴上。我更倾向于在大量现实素材的基础上，让人物们自己行动说话，完成自己的纸上人生。”这也就不难理解，她在写《黑拜》之前，就提醒自己“不要生凹战斗造型”，写一种非常状态下的一种心理学的概率，或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反应，最好写出生活中某些“断裂”的时刻，情感产生阻断的瞬间。

从“见小我”到“见众生”，保持对生活经验的反省与更新

但即便是最平凡的日常点滴，要写出饱满的张力，仍考验着青年作家对他者的体察与同理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谈到，“写自己的那点事，相对容易，但描摹观察他者的生活，书写更广阔复杂的社会时代是难的。”他说，青年作家不要仅仅满足于从世俗经验到世俗经验的“拍照式”写作，而是学习跃出客观经验本身，进一步提炼发酵，拓展出更开阔的书写空间。对此，作家、编辑刘汀也有同感，他期待年轻一代跳出小我，不局限于个人经验和情感，在宏大叙事上有所突破。

90后作家庞羽直言，关于同辈人的故事已经写了很多，然而关于母亲那一辈却知之甚少。于是她尝试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吾本良善》中构思塑造了一位不育妇女，陷入要拥有儿子的臆想中不能自拔作出一系列疯狂举动。“我没写过这种题材，一写就是一年半。全部推翻重写了四遍，每一遍都仅仅保留几个名字，大大小小改动几十次。喝遍了咖啡馆的咖啡，有时夜里还睡不着，想着小说，就像抱着一颗洁白搏动的蛋。作品主人公有时抓着我的手，想叙几口家常；有时又躲着我，生怕我看清她的窟窿……”

另一位90后作家、出版社文学编辑王苏辛发现，有些作品虽然看起来叙述成熟，但叙述背后的年轻作家心智，其实并没有非常成熟，想要走出这个灰色地带，只能进一步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付出更多的耐心。五年多前，她写短篇《袁万岁》，主人公无比渴望摆脱上一辈人的影响，以极端情绪发泄不满，“回过头看，我会觉得非常不必要，这样的叙事处理是稚嫩的，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书写。如果太依靠直觉而没有直觉背后的反思，直接经验的单薄是不可避免的，更为深邃的逻辑思辨还有待成长、心智有待成熟。”

在她看来，“自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一列单纯的个体。当一个人决心写出他想写的，他想表达的，其实是想写出很多人心中的话，写出很多人的共同经验。“自我”正是这种渴望下，生长出的那个形象。在一遍遍对此的认识进程中，这个形象不断变化，早已形成一个复杂的声音。“我们如果真的呈现它，需要对不同精神状况的应对能力，才有可能写出它真正的图景——那不会只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而是一整个世界。由此构成的成长，才是真的成长。”

跳出小我回溯处理更繁杂庞大的代际故事，对不少青年作家来说无疑是个挑战，但他们也在摸索实践，从“见小我”到“见众生”。

以90后作家王占黑为例，她的《空响炮》将笔触探入工人新村、老弄堂，写棋牌室常客、卖水果的小老板、做早点的、开五金铺的师傅等，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学着理解和致敬前辈，弥漫在字缝间的烟火气令角色“拟真”得宛若周遭真实的邻人，而当他们开口说话时，读者的心也随之揪了起来。“社区是持续饱和且不断溢出的容器，每个人存在关联，彼此参与或见证。写着写着，我走出了一种较为狭窄的生命经验，去寻求当代社会中普遍的状况和民生联系——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社区，它们或许彼此能互为当代城市丛林的样本。”

除了现实主义题材的拓展，年轻一代作家创作中还能看到动漫、科幻、游戏等泛娱乐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作品》副总编王十月关注到，90后出生成长的时间段，是经济崛起的新时期，也是文化开放多元的互联网时代。在李唐看来，青年作家从小接触的资讯更加全面庞杂，不曾经历文化荒芜和阅读匮乏，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探索下去。比如，大头马的小说《赛洛西宾25》幻想元素颇多，作者任由想象驰骋，在现实中另构出一片荒诞茂野。她旁若无人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和视角，小说集《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有着顽童式的诙谐表达。

▲中国作家网与《作品》杂志社主办“90后：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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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对青年作家意味着什么？

王占黑：我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来之后，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它来自小城市平民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它的容量是庞大的，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我希望给予它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贴着写”。有些民间对白的处理往往让故事没有太多戏剧冲突，故事几乎是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悄悄推进的。很多人觉得太过平缓，太散文化了。实际上这和人物的生活过程如出一辙，在看似平静实则一言难尽的一生中走到老。哭哭笑笑是有的，人们习惯了平平常常地讲给邻居听，你们也不妨一听。

王苏辛：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精神世界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中确立和重建的。各种领域的信息没有界限地冲进来，形成别扭的声音，形成影响力，也形成干扰。每一条信息都清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变得含混。人无法只跟随内心的一个声音前行，他只能在不同的信息中辨认，辨认他信任的正确或不正确，如何确立自我，推翻自我。如果“快乐”“幸福”真的存在，那一个人必须具备跟随自己的成长成熟，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快乐的能力。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在同一个语境中游荡太久，所有的写作者，都正在成为着没有真正故乡的人。精神像一缕缕游丝，在一个人生活过的不同城市飘荡，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飘荡，而写作最大的考验，在于如何把这样不同状态下的个体，复合成一个个坚固的形象。

李唐：如今许多标榜“接地气”的小说其实是“接地皮”，只是在生活的表面趴着，并没有真正深入下去。如果把我曾经生活过、而现在已经消逝的现实，与我的幻想结合在一起，会发生何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呢？说不定我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班宇：写作有时也是这样，借着些微光芒，复述或者创造一个世界，以区别于混沌、牢固的日常。我尽量做到轻松、简洁与诚实，想让某种力量在文本里流动起来，却总是事与愿违，好比已经站在山或者海的高处，r却无法改变风和浪的方向，只能任由拂动。写《逍遥游》时，很多地方都不得不停下来，喝口凉水，抑制一下情绪，这时候我深深感知到一种局限，所有人的局限。人与人之间，花费很大力气，去接近彼此，最终又要远离，几乎是为一种徒劳而倾尽全力，这没办法解释，不符合规律，却一直在发生，从不停歇。

董夏青青：在高原，有两次跟着战友和老乡去河沟里捞鱼。我们带着蚊帐、木杆和水桶走到河沟跟前，两个人拉紧蚊帐下到水里，一个人拿着木杆往上游走十米左右，把木杆伸进河沟的石头缝里，之字形移动，边捅边走。被木杆惊扰的小狗鱼、白条鱼就会顺水游动，冲进蚊帐，这时见好收网，即便有时候鱼多，有时鱼少。我的写作也像捞狗鱼，在采访本上准备的提问是那根木杆，记忆就是蚊帐。在收网之前，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鱼进来，或者有没有鱼。每一次都是碰运气，《黑拜》也是其中一次，但运气总是要碰才知有没有，得继续尝试。

徐畅：我不愿意成为屠格涅夫《父与子》中巴扎洛夫那样的虚无主义者。任何一个认真对待人生的人，都不应该成为虚无主义者。肆意地反对一切，是因为缺乏信念。我觉得好的写作，是应该建立在个人精神这座高塔之上的。在《鱼处于陆》这篇小说里我觉得自己学会了思考，从现实生活中写出了某一种真相，从实当中写出了虚。在这一个人化的摸索中，我似乎摸到了那一根救命的稻草。这一发现，就像一个庄稼汉无意地开掘出肥沃的田地，那里能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恐怕他自己也是期待的吧。

庞羽：“大象”是我们的文学理想，目前我们90后还是一群“小象”。刚出生时，我们睁眼、走路、使用自己的象鼻子，一切都看上去挺容易的，每一次成长都是惊喜。而到了后来，我们变成了成年象，该如何走，走向哪里？这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这个时代给了90后很多机会，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行走的方向。

郭爽：罗生门的故事是历史研究的常规模型；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用来还原真相的证据却指向多个彼此难以重叠的过去。当我们试图重建过去的真相时，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真相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大概历史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真相的信念和热情，相反，却是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开放性。我们站在罗生门的门楼下，向过去看，向未来看，看到的都是多种可能。

大头马：小说就是历史。或者说，小说的世界应当和历史的世界一样，完整、全息、自洽。而小说家的任务，首先——他比历史学家多一步，是建立这个世界（当然，这个第一步已经很难）；其次，他需要像侦探或是数据科学家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找出那些有意义的部分，建立一个模型，但是，他不能给出任何结果——他只是展示数据的相关性，至于从这些相关性中得出什么结果，这有赖于读者自己完成。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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