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② | 麦克布莱德：从存在主义等角度均衡认识马克思的批判性

【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

编者按：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WCP)于北京召开（8月13日到20日）前后，报讲堂工作室联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共同向公众呈现丰富多彩的“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同时欢迎参与我们同步推出的“我爱WCP“有奖传播活动。昨天首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大胡子哲学家布兰顿，他的生活既“康德”又凡俗（带大儿子们），非专业的读者也被其魅力所吸引，记住了他所言“作为理性生物、文化生物，我们该如何更好对话”。今天的麦克布莱德，哪点让您最难忘？

从存在主义等角度均衡认识马克思的批判性

文/胡建萍（-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威廉·麦克布莱德（William Leon McBride），美国普渡大学汉森杰出教授，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前任主席。下简称“麦克布莱德”

访谈人：胡建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李晨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下简称“”

访谈时间：2018年5月-7月，多次邮件采访

1960年的夏天，在法国南部共产主义重镇里尔，22岁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毕业生，驾车独自开向欧洲腹地，伴随他的既有萨特、尼采等存在主义书籍，也有厚厚的马克思研究著作。作为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威廉·麦克布莱德在进入耶鲁攻读哲学硕博前在此有一年时间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麦克布莱德的游览目标中也有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丰富了他判断马克思重要性的依据。而此时养成的治学习惯——“用脚求证，用智平衡”也就此伴随了他一生。

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哲学研究一直以分析哲学为主流，撇开偏见探究左翼的马克思思想，以政治哲学、欧陆哲学为终身研究重点，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学术远见。青年麦克布莱德和苏联交换生做深入沟通，参加南斯拉夫实践小组活动并保持持久的联系，也促成了他治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对平衡的追求。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始终留在普渡大学并成为汉森杰出教授，谈及理由是因为喜爱两个学校共同的哲学多元包容精神。在耳顺之年被选为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里第一位来自美国的秘书长、第一位主席后，麦克布莱德对维持哲学研究方式的多元化、均衡发展有了更自觉的追求，富有激情的麦克布莱德告诉笔者：“哲学的全球化”是他下一个研究目标。

在访谈中，这位健谈的长者会骄傲地分享同开一门《女性哲学》课程的妻子在医学护理、心理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她如何得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肯定和推荐；也将在耶鲁开跨学科课程时，比尔·克林顿来听讲作为美好的回忆；更是如数家珍夸奖学生们的业绩，这或许就是岁月和哲学的无尽馈赠——激情、执着、睿智。

麦克布莱德深为妻子成就获得波伏娃肯定而骄傲

【哲学之缘与轨迹】

：亲爱的麦克布莱德教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在您上大学之前，是否已经计划好将哲学作为您终身的事业了？因为我注意到，在您去耶鲁大学读哲学硕士之前，您本科在乔治城大学就是修习了哲学专业并在法国里尔大学待了一年。

父母希望我从医，我在寻找兴趣中逐步锁定哲学

麦克布莱德：在年轻的时候，我还不确定自己将来要从事怎样的职业，尽管担任大学教师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未来职业选择之一。在我出生之前，我的母亲已经在高中英语老师的岗位上工作了19年。我的父亲是一个药剂师，所以他希望我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是医生，但是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就比较倾向于人文学科，对哲学问题很有兴趣。

在乔治城大学的时候，我主修哲学（根据美国的本科生教育制度，一个大学生会被要求修读很多不同专业的课程），辅修的专业在当时叫做“政府学”（现在一般叫做“政治学”，但是我并不是非常赞同这种命名方式）。所以，我是逐渐认识到自己希望成为一个哲学家的，而不是灵光一现、一拍脑袋就决定了的。大学毕业后，我获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Grant）的资助，从而有幸能够在法国里尔专注于哲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当时，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主义，不过同时我也开始逐渐了解到马克思的思想对欧洲的政治、哲学的影响。

2010年，麦克布莱德获雅典大学荣誉博士称号并发表讲话（右）；2015年，其再获该校荣誉博士称号

在国际歌诞生地里尔的访学，让我开始重视和研究马克思

：1977年，您的著作《马克思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rx）付梓出版，该书又于2015年成功再版。在这本书中，您讨论了很多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包括其方法论、历史与社会描述的进路以及马克思对于未来的展望等。和里尔大学这段学习有关吗？

麦克布莱德著作《马克思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rx）

麦克布莱德：我在读本科时开始涉猎马克思的著作，不过我是在存在主义视角下，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西方政治哲学的视角下去更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在法国里尔大学的学习，让我开始重视马克思的影响力。当时的里尔仍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的重镇，著名的《国际歌》正是在这里诞生。巧合的是，当年我正好目睹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里尔。当时里尔市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欢迎接待仪式，赫鲁晓夫也在那里留宿一晚。

随后的那个暑假，我自驾穿越了几乎大半个欧洲，甚至去了希腊。在旅途中，我两次横穿南斯拉夫，深入了解了共产主义在当地的发展现状。回到美国之后，我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读了萨特当时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哲学的影响，因此正好融合了我的两大主要研究兴趣——存在主义和政治理论。

保罗·萨特及其代表作《辩证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另外，1962年夏天，我遇到了一位俄罗斯新闻指导员，他叫瓦伦丁·索科洛夫（Valentin Sokolov），他曾是为数不多的被送到法国学习的苏联交换生之一，与他的交往也令我获益匪浅。（我和索洛科夫第一次碰面是在我们被邀请去罗曼·罗兰的遗孀家中做客时，她本人也出生在俄罗斯。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当时，我正在撰写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时题目叫《法律与社会的根本变革：哈特与萨特论革命》（Fundamental Change in Law and Society:Hart and Sartre on Revolution），这也是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随着我对马克思思想了解的深入，我得到了斯戴芬·科纳（Stefan K?rner）的邀请，为哈金森大学图书馆撰写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科纳曾从奥地利流亡到英国，在邀请我著书的那年，他在耶鲁教授了一段时间的课程。那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受过高等教育但不一定是专业学者的读者们简要地介绍一些重要哲学家们的思想。在那几年中，我开始与日渐壮大的南斯拉夫实践小组（Yugoslav Praxis Group）的哲学家们熟识，参加他们在科尔丘拉岛（island of Korčula）上举办的学术夏令营。

在1970年代韦尔登主义鼎盛时期，我就重视政治哲学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您探讨了马克思的一些政治概念，例如公正与自由。之后您出版了两部著作《萨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与政治哲学》。在后者的导论中，您曾经写道：“毫无疑问地，对于政治事务的探索和研究应该构成整个哲学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请问，您如何评价政治哲学的重要性？我能否这样理解，对于您来说，政治哲学一直以来都是您学术研究的最核心关切？

《萨特的政治理论》（Sartre's Political Theory）（左）和《社会与政治哲学》（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麦克布莱德：当然，我把政治哲学视为哲学、也是政治学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些年，跟马克思传统领域的研究工作相比，英语世界中关于政治哲学的新的研究成果是相对缺乏的。这段时期曾被称为“韦尔登主义的鼎盛时期”，它以一个英国哲学家T.D.Weldon的名字来命名，韦尔登认为不存在一种理性论辩的方式——能够为一种政治系统而不是另一种进行辩护。

不过，我的哲学兴趣一直都是非常广泛的，在社会和政治哲学之外，我还对法律哲学（我博士论文的一半内容都是关于一位英国法律哲学家H.L.A 哈特）、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西方哲学史感兴趣。

普渡大学始终坚持在哲学上包容不同流派，虽小但与耶鲁氛围一致

：您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了一段时间。从1973年开始，您一直在普渡大学哲学系任教。您能否谈一谈耶鲁大学哲学系与普渡大学哲学系之间的主要差异？当年您为何选择去普渡大学担任教职？

麦克布莱德：在我就读期间，耶鲁大学的哲学系是非常出色的，因为它具有哲学上的多元包容精神（philosophical eclecticism），包容不同流派。系里的老师们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哲学研究倾向。当时，并没有很多其他同等规模的哲学系能够在欧陆哲学方面与耶鲁哲学系比肩，因为美国很多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把重心放在“分析哲学”上，忽视了对其他路向的关注。但是，当时的耶鲁大学哲学系也有一些分析哲学家，至少在我求学期间，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就是系里的教员之一。而且1960年代末的耶鲁哲学系研究生项目每年都会招收很多学生，在我入学那一年，还有19个跟我一样的新生同学。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

麦克布莱德就读过的耶鲁大学和时任哲学系教员的威尔弗里德·塞拉斯

至于普渡大学，在我离开耶鲁的那年，它对我的加入给予了热烈的欢迎。跟耶鲁比起来，普渡大学哲学系要小得多，但也不至于太小。在我加入时，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自主性颇强的哲学系。重要的是，普渡哲学系也有跟耶鲁一样的在哲学上多元并包的精神，尤其可贵的是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践行这一原则。

当时主要负责招募我去普渡大学的卡尔文·施拉格（Calvin Schrag）曾是耶鲁大学神学院的研究生，后来当过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助手，后者毕业于哈佛大学，专业领域就是欧陆哲学。当我初到普渡大学时，已故的理查德·葛利普（Richard Grabau）是当时的哲学系系主任，他是研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哲学思想的专家，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所以对我来说，从耶鲁到普渡，哲学研究的氛围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雅斯贝斯（左）与玛格丽特·西蒙斯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很多从普渡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们获得了成功，例如玛格丽特·西蒙斯（Margaret Simons）致力于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哲学家身份正名，尤其是在美国范围内，获得了无人可及的成功。又比如萨利·肖尔茨（Sally Scholz），目前正担任北美社会哲学协会的主席。前些年，普渡大学授予了我汉森杰出教授的称号，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荣誉。总体来说，普渡大学哲学系的工作经历和条件都是令我满意的。

与妻子同上《女性哲学》，自己爱教马克思哲学、法兰克福学派课程

：您这些年来主要教授哪些课程？常参与哪些学术活动？

麦克布莱德：这些年我最常教授的课程是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本科生课程。我和我的妻子安琪拉（Angela）曾在多年前共同讲授一门课程，名字叫“女性哲学”。至于研究生课程，我经常讲的主要有法律哲学、社会和政治哲学，以及存在主义。（当然，这些课程的内容每年都会有所调整。）在这些课程中，我最喜欢讲的是马克思哲学，同时以《资本论》、卢卡奇、罗尔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为重点。

2018年5月，麦克布莱德和夫人Angela在罗马度过浪漫之旅

除了授课之外，我还在很多哲学组织机构中担任要职，我是北美萨特协会的联合创始人和主任，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协会（SPEP）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我还曾担任北美法语哲学协会主席，北美社会哲学协会主席。当然也包括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我是上一届的主席。

2012年，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的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竞赛上，麦克布莱德致辞

FISP主席的最大挑战是维持好世界哲学的共同体

：您担任了很多学术团体的职务，如北美社会哲学协会、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学会、北美萨特协会。作为FISP的前任主席，能否分享一下在任时最具有挑战性的经历？

2013年，麦克布莱德出席在雅典举办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

麦克布莱德：那是一段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经历，以2013年在雅典举办的上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告终。当时，我是第一个担任FISP主席的美国学者，五年之前我曾是第一个担任FISP秘书长职位的美国学者。现在我依然以前任主席的身份直接参与FISP的工作。在本届世界哲学大会之后，新的主席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将在联合大会上选举产生，尽管如此，就像其他所有的历任主席一样，我仍将继续保持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这些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去不同的地方遇见、了解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们。

在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上，麦克布莱德被选为FISP的新任主席，并发表讲话

对我来说最具有挑战性的是维持一个世界哲学的共同体，而不是仅仅把我们的活动局限在五年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或者一年一度的高中生国际哲学奥林匹克（主要由FISP资助举办）等这样的形式上。为了维持这一哲学共同体，我们通过发布新闻通讯、更新我们的官网（这些工作在我们这个采访进行的一周前都由普渡大学主要负责）以及其他方式来传播信息。除此之外，与来自各个国家、拥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哲学家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一大挑战，但我相信我们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2013年8月10日，麦克布莱德主席在希腊雅典举行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讲

【哲学思想和贡献】

：作为一个知名哲学家，我们来讨论一下您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自柏拉图以来，正义概念一直是许多哲学家的核心关注之一。罗尔斯甚至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尽管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当今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您指出了其理论的一些问题。在您看来，在这些问题中，哪一个是罗尔斯及其支持者们需要面对并解答的最棘手问题？例如，您认为在罗尔斯的正义概念中存在着一种历史相对性，您能否详细地解释一下？

罗尔斯的正义论，其解释工具“原初状态”部分非常武断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左）与《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

麦克布莱德：事实上，这样来理解我对罗尔斯的批判的方式是具有一定误导性的。在我早期对《正义论》的书评中（我的这篇书评也是最早发表的几篇之一），主要批判的是罗尔斯将自己的哲学路径描述为“在永恒的相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也就是“从永恒的视野”来研究哲学。

我认为，事实上，抛开抽象性不谈，罗尔斯的理论主要受惠于罗尔斯本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也就是20世纪中叶的美国，这种影响之深远远超过罗尔斯本人所意识到的程度。同时，我也不认同他所使用的基本解释工具，也就是他所谓的“原初状态”（the original position），具体的原因有很多，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一句话来说就是，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有一些部分非常武断。除了早期的一些著作之外，罗尔斯后期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国际问题上。《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一书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即使是一些罗尔斯的拥趸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因此，尽管你说得很对，罗尔斯的理论，尤其是早期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也已经通过在许多课程中讲授罗尔斯的思想，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力。但是我相信这种影响力的黄金阶段已经过去了，而且我希望我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马克思为何不直接用“正义”范畴，他提供了潜在的社会主义动机

：尽管马克思有意识地避免在他的著作中直接使用“正义”这一范畴，但是他的正义理论依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您认为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和罗尔斯的正义论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说，于马克思而言，因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将会消除未来社会对于正义概念的依赖，所以他的正义概念本身就预示着一种对正义讨论的取消？

2018年5月，麦克布莱德在罗马万神殿前驻足观赏

麦克布莱德：你说的当然是部分原因，不过有可能马克思可以避免使用“正义”一词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他认识到这个术语在哲学领域和世界范围中都被过度使用了，而且这种使用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的，即“我的正义观念是正确的，你的是错误的”这样的方式。

从我的那篇书评开始，我一直认为，“完美正义”（perfect justice）概念的存在或者持有完美正义理论可以被建构的信念，是一个错误，但是这没有排除对于非正义（injustice）的哲学化书写，而这也正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在做的事。本质上来说，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对于“社会基本物品”（social primary goods）的平均分配是更好的分配方式，除非某种不平等分配能够给社会中最弱势群体带来更大的好处。所以这种正义观理论上是允许一种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或者改良型经济体制的，但是实际上它几乎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哲学向我们提供的潜在的社会主义动机。

进一步地，正如很多切中要害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罗尔斯显然把自己局限在了正义讨论中的分配问题上，忽视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面向（例如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而这些正是任何关于正义概念的完整探讨所必需的。

作为知识分子，并不能确保其做出的决定一定正确

：在《东欧剧变的哲学反思》（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中，您提出，新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当今东欧国家的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的下降。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如今整个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或者您对于当今世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建议？

麦克布莱德著作《东欧剧变的哲学反思》（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麦克布莱德：是的，我知道亚洲国家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但是我恐怕无法提供万全之策。珍视人文学科价值的人必须保有其本心，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人们对此很容易陷入过度的悲观之中，但是事实上，我们之中这样的人比我们预想得更多。

关于知识分子和政治，二者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所认为的更紧密也更广泛。举例来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Havel）、法国的马克龙（Macron）等，后者曾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学生之一，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很多。

不过需要承认的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并不能确保一个人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对萨特伦理学“抱有显著的同情态度”，因为认同其研究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在萨特的哲学思想中，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和模糊的，因为他在早期著作中讨论了伦理学但是随后又抛弃了它。这也可以被视为萨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弗雷德里克·奥拉夫森（Frederick Olafson）教授的书评中，他认为您对萨特哲学持有的一种“显著的同情态度”导致您忽视了萨特本身对于伦理学的极端负面的评价和态度。请问您将如何回应这种观点？

麦克布莱德：事实上，尽管萨特确实放弃了他的《伦理学笔记》，后者在萨特去世之后才最终得以出版，但是萨特本人从未放弃过对伦理学问题的研究。萨特不希望将伦理学问题从社会政治事务中完全分离出来，我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这方面，特别能够体现萨特后期研究兴趣的是他为罗马的葛兰西研究所的一场讲座所准备的讲稿（多年以后正式发表）。这篇讲稿受到来自马克思的很大的影响，强调了“成人”（becoming human）的概念。

除了萨特撰写《伦理学笔记》时所处的年代之外，我对萨特的思想抱有一种强烈的同情和共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他将传统的西方哲学研究伦理学的方式视为不现实的、抽象的以及歪曲的，而我也深以为是。

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麦克布莱德与李晓东教授及其家人相谈甚欢

未来计划：继续研究马克思、萨特、波伏娃及哲学的全球化

：您正处在思想成熟的黄金年龄，下一个十年有何学术计划？

麦克布莱德：基本上来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还是会继续撰写关于马克思、萨特甚至波伏娃的论文，用于论文集的出版以及学术会议的出席。目前我非常期待能够在八月举行的本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会议上进行特别专题报告。

除此之外，我计划进行的研究项目是“哲学的全球化”（这也是我的一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名）。有观点认为只有一种或者少数几种在西方世界得到健全发展的哲学形式才是“真正的”哲学，而我的“哲学的全球化”就是要坚持拒斥这样的观点。

麦克布莱德因在哲学和教育事业上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入选《马奎斯世界名人录》（Marquis Who's Who）

【我看世界哲学大会和中国哲学】

：本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学以成人”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后者也是中国文化中最主要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思想传统。“学以成人”代表了儒家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最终指向成为君子或者圣人。这是一项持续终身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实践。如果从西方哲学传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主题？

赞同马克思看“成人”：人的潜能完全实现和自由发展

麦克布莱德：几天前，我收听广播，听到一个作者将亚洲传统中主要的“快乐”概念与主流的西方“快乐”概念进行对比。前者试图强调其中一贯的平静与和谐，包括你提到的儒家哲学；后者倾向于强调主动性，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狂热。我发现这种比较很有意思。类似地，不同哲学传统中的“学以成人”显然各自有不同的侧重，但是我想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某种程度上的礼仪和礼让（civility and comity）——和平地、卓有成效地共享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最近开始觉得，学以成人应该被视为一个长期进化发展的过程，而处在当今的时代，距离最终的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5年，麦克布莱德因在哲学研究上的杰出贡献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授予银牌

：您曾经将马克思哲学视为一种批判性哲学，它揭示了现存社会的主要特征对其社会成员所施加的限制，导致社会成员的“潜能的自由发展和实践”受到局限。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我们能否这样理解，“成人”对于马克思来说，就代表着人的潜能的完全实现和自由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或者社会结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麦克布莱德：我很喜欢你的这个思路和表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他的现代社会和历史新开端的可能性中提出了异化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思考并且讨论过多次。

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在历史的新开端之际，人的潜能第一次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和发展。显然，对马克思来说，这种机会只能由社会机构的剧烈变革和剥削的根本性消除带来。我同意马克思的这一主张。

中国哲学或以融合西方思想，尤其马克思哲学的方式发展

：您如何看待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及其在未来的发展，您抱有怎样的期许？

麦克布莱德：我必须承认，我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还非常表面，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是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自己成为中国哲学的专家。当然，我读过一些中国哲学，我是从《论语》开始接触中国哲学原典，但我知道这是不够的。因此，我无法预测中国哲学的未来，但是我可以说，中国哲学很有可能会以一种融合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方式实现发展。

2013年3月11日，麦克布莱德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发表题为“哲学作为一种公共话语的反思”的主题演讲

“我们何以可能将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融合在一起？”在我早些年带领着一批哲学家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一位中国哲学家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已经去过中国25次，所以很自然地，中国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跟年轻的时候相比，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更加全面深入。

中国文化非常伟大，它是整个人类在较短的历史范围内实现的伟大成就之一，因为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被记录下来。我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而且我的一个女儿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了20多年的心理学课程。

最成功的哲学，应该是从经验出发，而非先验出发

：在您看来，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麦克布莱德：我相信，如果你问题中所说的现实世界是我们每天所生活的世界、感受到的世界的话，即使是哲学中最抽象的形式，也与现实世界相关联。有一些哲学思想会比其他的哲学思想更好地揭示这个世界的深刻本质。对我来说，我相信今天最成功的哲学应该是那些以经验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从先验概念（priori conceptions）出发的。

传统和创新：对未来来说，现代就是最古老的时代

：您曾在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之所以将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作为一个例子来讨论，是因为这正好揭示了当我们决定重新考察一个在哲学历史上已经根深蒂固的概念时，想要同时避免沦为谬论或者落于陈腐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认为您的这一论述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今天的学术界中所讨论的问题，几乎都已经被我们的先辈所研究过了。因此这也成为我们如今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关于这一点，请问您是否能够为当今世界的哲学研究者以及年轻一代的学术人提出一些建议？

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指出，不必因为年代久远就盲目崇拜古人，对未来来说，现代就是最古老的时代

麦克布莱德：我很喜欢你的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会引起过度的担忧。我非常赞同，我们应该尊重传统，同时保持哲学史的活力，不管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还是其他哲学传统。（顺便提一下，我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对于西方哲学史的把握非常到位。）

但是新问题总是在不断产生，为哲学创新带来足够的空间，也带来一种往往来自于某些哲学家而不是其他哲学家的品质，这些哲学家中的一部分人会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来捍卫哲学传统。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霍布斯在《利维坦》结尾处所说的话：“最后，对于那些陈述真理明晰或使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去寻求真理的古人，我固然是抱有敬意的，但我也认为我们不必因为年代久远就盲目崇拜古人。这一点本身并没有太多值得敬仰的地方。因为我们如果敬仰年代的话，（对未来来说）现代就是最古老的时代。”我很赞同。

下期看点

3.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

*在西南联大，我跟贺麟学黑格尔研究，喜爱冯友兰的分析方法，气质上最亲近金岳霖

*1974年，法国留学生白乐桑听我讲黑格尔，青年巴迪乌评论并出书，40年后我才知道

*新世纪后，我将自己的原创思想称为“万有相通”，在天人合一基础上吸收自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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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参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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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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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的指导

编辑：袁琭璐、实习生翁彬婷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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