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携孙逸仙的医学院教授们 | 方益昉
1886年，20岁的孙逸仙同学，经受洗牧师喜嘉里（Rev.Charles B Hager）担保，从香港中央书院，转学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医学堂。此校在华从医已逾50年，又称南华医学堂，或博济书院。
博济是中国近代设立最早的西医院，由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皮特·派克（Peter Parker， MD.1804－1888年 ），即清代通事旧译的伯驾，于1835年创立。经历半个世纪风雨，到了80年代后期，博济在时任院长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MD.1824–1901年)博士主持下，已成为拥有博济医院、博济医学堂和明心盲人学堂等机构的社会综合公益机构。
▲嘉约翰博士（John Glasgow Kerr，MD. 1824–1901)
从1879年起，博济医学堂开始招收女生，作为妇产学科的授课对象和实习医生。孙逸仙入学后，羡慕女生的学科优势，他向嘉约翰院长建议，“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要对病者负责，所以应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孙逸仙从少年开始，长期在海外生活，接受英美教育，其思维和行事方式，与内地同学很不一样，拥有现代教育界强调的人格素养与创新思维。从费城杰克逊医学院毕业的嘉约翰是开明学者，内心也主张按医学院标准，系统培训学生技能。于是他顺水推舟，允许男生参与所有与妇产科有关的教学活动，不再避讳华夏传统，即男女授受不亲的刻板规矩。
妇产科课程由年方30岁，1882年从纽约女子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的玛丽·尼尔斯（Mary West Niles，赖玛西）担纲，她也是比中国首位医学女博士金韵梅高二届的校友学姐。所以，1886年入学的孙逸仙等博济男生，名副其实地成为赖博士培训下的，中国首批男性妇产科医学生与实习医生。
▲赖玛西博士
此时,从1850年代起就主政博济医疗系统的嘉约翰博士，已经垂垂老矣，而赖玛西等年青一代医学传教士的新思路、新作为，开始为博济系统的医疗与慈善服务，带来新气象。比如，由赖玛西领衔主持的明心盲人学校，1939年举办了50周年校庆。这所在广州地区萌芽发展的中国第一所盲校，总计培训了506名盲人，其中404名女童，66名男童，2名成年按摩妇女，34名成年技能男性。盲校一炮打响，当然也有孙先生在广州地区的影响力支持。
1892年，孙逸仙最终荣获香港西医大学堂医学博士。他随即在澳门大张旗鼓投资医疗事业：慈善赠医，开张诊所，设立药房。当年报纸上刊登：
“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也。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洞窥奥秘。现在镜湖医院赠医数月，甚著功效。但每日除赠医外，尚有诊症余闲在。
先生原不欲酌定医金，过为计较，然而称情致送，义所应然。今我同人，为之厘订规条，著明刻候，每日由十点钟起至十二点钟止，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复由一点钟起至三点钟止，在写字楼候诊。三点钟以后，出门就诊。其所订医金，俱系减赠。他如未订各款，要必审候其人其症，不事奢求，务祈相与有成，俾尽利物济人之初志而已。下列条目于左：
一、凡到草堆街中西药局诊症者，无论男女，送医金贰毫，晨早七点钟起至九点钟止。
二、凡亲自到仁慈堂右邻写字楼诊症者，送医金壹圆。
三、凡延往外诊者，本澳街道送医金贰圆。各乡市远近随酌。
四、凡难产及吞服毒药，延往救治者，按人之贫富酌议。
五、凡成年包订，每人岁送医金五十圆。全家眷口不逾五人者，岁送医金百圆。
六、凡遇礼拜日，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在写字楼种牛痘，每人收银一圆。上门种者每人收银三圆。
七、凡补崩口、崩耳、割眼膜、烂疮、沥瘤、淋结等症，届时酌议。
八、凡奇难怪症，延请包医者，见症再酌。
九、番外间延请，报明急症，随时速往，决无迁延。
十、凡延往别处诊症，每日送医金三拾圆，从动身之日起计。
乡愚弟 卢焯之、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同启。”
孙逸仙运用现代文明工具，加强了信息传播的能量，包括妇产科在内的诊治项目，成为其主要医疗服务内容。作为刚出道的年轻大夫，他通过当地著名的镜湖医院免费赠医，树立乐善好施的亲民形象，积累成功医案和医术口碑，为开拓自己的医学事业铺垫。
“陈宇，香山人，六十一岁，患沙麻八年矣，辛楚殊常，顷在医院为孙医生割治，旬日便痊，精健倍昔。
昔有西洋妇某，胎产不下，延孙治之，母子皆全。
又卖面人某，肾囊大如斗，孙医用针刺去其水，行走如常。
又大隆纸店两伴，误为毒药水焚炙心胸头面，势甚危殆，孙医生用药敷之，旬时就愈。
又某客栈之伴，与妻口角，妻于半夜吞洋烟求死。次晨八点钟始有人抬到孙馆，如法救之，亦庆更生。
又港之安抚署书写人尤其栋，患吐血症多年不瘳，华医束手，亲造孙医求治，一月奏效。”
但事与愿违，澳门当局以孙逸仙没有行医执照为由，封杀了他的执业机会。行医不顺，倒是直接加速孙中山反封建、反殖民，建立民国的人生和事业转折。1896年，即其弃医从政第二年，由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他不仅被清廷通缉，而且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
9月23日，清廷从当时先进的海底电缆通讯中，窃听到孙中山的行踪。10月1日，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抵达伦敦。他首先拜访恩师康德黎（James Cantline，MD.）教授，以及曾任教务长的世界热带病先驱孟生（Patrick Manson,MD.）教授，师生三人在香港西医大学堂期间,有着共同的理想愿望，将“西方的医疗科学传遍全中国，以便减少人民的痛苦，延长其寿命，以及提高其卫生条件来增加其生活上的舒适”。
▲康德黎教授（James Cantline，MD.）
1892年7月25日的香港中国邮报（China Mail），记载着康德黎院长对孙逸仙这届学生的毕业演讲：“……经过五年的辛劳，现在我们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劳动成果无私地奉献给伟大的中国，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科学还鲜为人知，也没人懂西医；外科手术亦没人尝试过去做，只有巫师神婆横行，谎称能治病救人，害得成千上万的产妇枉死，婴儿夭折。”
康德黎教授的伦敦住地，距离清国驻英公使馆很近。孙中山的临时落脚处，在葛兰法学院坊八号。他每次与故旧前辈聚会，都要路过公使馆，但孙中山丝毫不畏忌。刚开始革命事业的孙中山，以为在英国的光天化日之下，不可能有太大危险。这种想法多少受到康太太的影响，即“只要不进入清国驻地，应该就没有危险”。
谁知危险正在步步逼近。10月11日，孙中山再次路过公馆时，被清国外交人员强行拦截抓捕，拖入清国驻地。孙中山从窗口扔出求救小纸条，设法与康氏取得联系，但纸条根本没有抛到街上。孙中山的求救企图，在仆人间传开后，基督徒女管家于心不忍，她将孙中山的求救信，送达康德黎处。
于是，康、孟二位当年的医学院恩师，连夜报案。老师们多管齐下设法营救，他们前往英国外交部、《泰晤士报》报社，还通过参赞马格里先生寻求帮助。最后，英国首相梳士巴利下令，使馆必须释放孙中山，否则将驱逐清驻英大使龚照瑗，以及其他外交人员。
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获得自由。上述惊心动魄的细节，在孙中山最早的英文著作，也是唯一的纪实散文作品《伦敦蒙难记》中，留下了详尽记载。当年，此书一经出版，立即轰动欧美，威慑清廷。更主要的是，孙中山的这段经历，为辛亥革命起了播种添柴的作用。
作者：方益昉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