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小镇的夏天 | 路明

2018-09-01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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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快毕业时,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外公外婆希望我回上海,两个舅舅也赞同。他们的理由是:我将来总要回上海的,早一点适应比较好。何况,比起竞争惨烈的江苏,上海的高考总归会划算一点。

知青子女回沪是个敏感话题,涉及住房、户口等一系列现实纠葛。很多人家为此闹得鸡飞狗跳,甚至对簿公堂。我们家没有。我很幸运。

我爸妈则希望我读县城的  “省中”,留在他们身边,三年后高考再回上海。除了不愿给外公外婆添麻烦之外,我妈深层次的焦虑,是怕她管不到我了。她可以一口气举出好几个淳朴乡镇少年在大城市堕落的例子,然后照搬 《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台词,忧心忡忡地说, “上海可是个大染缸啊”。在我妈心中,去上海有一百种变坏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她的想象是无边无际的。

“省中”是县城最好的高中,当年的县城只有这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现在则有四所)。传说 “省中”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那里聚集了来自县城及各个乡镇的尖子,那里的学生吃饭睡觉都在做题。进了 “省中”,等于一只脚踏进大学。

初三下半学期,有传闻说我即将转学上海,参加上海的中考。校长找我爸喝老酒,我爸醉后夸下海口:无论我高中去哪里,都会为菉溪中学抢下一个 “省中”名额。要知道,作为一所乡镇初中,每年只有四五名学生能进 “省中”,少一个,等于少了百分之二十的业绩。我是校长眼中的“种子选手”,他不愿轻易地放我走。

老木头说,别看校长平时神气活现,一去县城开会都蔫了,像霜打了的塌苦菜。多一个学生进 “省中”,他就多一份面子。

我爸妈很快完成了战略部署:不转学,主攻 “省中”。上海的中考比江苏的中考晚了一个礼拜。考完 “省中”后,我再去上海考,搏一把上海的重点高中。

我从不参与这些讨论。像一场缺席审判,我的任务是念书,对自己的命运并无表决权。

最后一次模拟考,语文老师惊讶地发现,我先从最后的作文写起。他走到我身边,咳嗽两声,敲了敲我的桌子。我毫不理睬,依旧埋头奋笔疾书。

语文理所当然地考砸了,但作文是高分,还当作范文张贴在橱窗里。我们学校有这个传统。

那时候,我暗恋隔壁班一个叫阿花的女孩。现在想想,当初的爱情观简直迂腐得可笑:先挑成绩好的,再从成绩好的里面挑好看的。比如黄潇潇,黄潇潇当然是成绩好又漂亮,但问题是,黄潇潇跟我在一个班,还是团支部书记。我无数次见到她飞扬跋扈的样子。阿花就不一样了,阿花是隔壁班的团支书,距离造就了美。

语文老师不会知道,那篇作文是藏头文。每一段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 “阿花我喜欢你”。

中考成绩出来,我两边都考上了。

家庭会议上,我爸我妈和外公外婆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突然推开小房间的门,大声地说,去上海。然后转身,重重砸上房门。

门外一片沉寂。

过了一会,听见我妈虚弱疲惫的声音,就这样吧。

我厌倦了那样的暗恋,我尤其讨厌自己,懦弱又假正经。明明喜欢人家,千方百计制造 “偶遇”,真遇到了,却连打个招呼都不敢。那个时候,在父母师长口中, “早恋”是洪水猛兽,是可以燎原的火。在能找到的青春小说里,顶多写到“把朦胧的好感放在心底”,然后两人相约 “好好学习”, “将来考同一所大学”。我暗恋了阿花三年,我不想再暗恋三年。

阿花的家在南圩村,要过一座桥,桥下是庄稼。那个暑假,我常常在晚饭后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那座桥。我期待一场偶遇。我在心里反复地练习,如果遇见她,我会怎样鼓起勇气,告诉她我一直喜欢她,然后挥手告别,了却一桩心事。

在去阿花家的那条路上,我看见大片大片的荷叶,我惊奇地发现,那些荷叶不是长在池塘,而是扎根在泥土里。1997年的夏天,那些荷叶成为我记忆中唯一的诗意的景物。

我没有再见到阿花。

对一个小镇出来的孩子,融入城市的过程是艰难的。也许并没有那么难。少年时的心事,多年后讲起来,总有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因为过去了。难过,忧伤,困惑,愤怒,委屈……所有的这些情绪,都过去了。

我以为去了上海,就能终结这段给我带来无尽烦恼的暗恋,我以为自己很快会喜欢上别的女孩。我错了。我像一株连根拔起的植物,被移入室内,从此告别了风和田野。因为过得不快乐,我像老年人一样热衷于回忆往事。我常常想起最后一次见到阿花的场景:那是中考后的一次返校,六月的尾声,空气中饱含着湿气,大朵低垂的积雨云像即将开出深灰色的花朵。阿花穿着淡蓝色上衣,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上了桥,然后变小,变淡,像镶嵌在灰色墙面里的一小片青瓷,消失。

从此,我把那样阴沉欲雨的天气,定义为想念阿花的日子。

阿花去了 “省中”。那届初中,算我在内,有五个人考取 “省中”。我给阿花写信,为了掩饰心虚,也为了避免信被截获,我在信封写上四个人的名字,包括从没说过话的同学。在信里,我写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很遗憾没继续做同学啦,很想念大家啦,学习忙不忙啦什么的。等信寄出去我才想起来,我的学校有两个校区,相隔了四五公里。我怕邮递员会寄错地方,于是每天放学后,我都两个校区来回跑。这样持续了三个月,我想,阿花大概是没收到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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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回忆起来每一天都差不多。快高考了,我爸是小镇有名的 “填志愿专家”,我知道,阿花爸爸一定会来找我爸填志愿,他俩是老同学。

我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听见是我,习惯性地说,等一下,你妈在厨房。

我说不不,我找你。

我爸有点紧张,说什么事?平时我从不给他打电话。

那个……我支支吾吾,阿花爸爸要是来找你填志愿,可不可以让她去上海。

电话那头有隐约的笑意。我爸故作严肃地清了清嗓子,说,我知道了。然后告诫我,别胡思乱想,心思要放在学习上。

一个礼拜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说,阿花想读法律,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

县城有一张日报,每年高考放榜时会出一个专版,登上所有 “一本”的录取信息。我盯着阿花的名字发呆,西南政法大学。

老木头说过, “省中”校长跑去苏州开会,跟我们校长去县城开会是一个怂样。当时整个苏州地区有8所“省中”,我们县的 “省中”长期叨陪末座。后来我知道,那年填志愿前的全校动员大会上, “省中”校长发明了一个词——“天女散花”。校长慷慨激昂地说,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考沪宁线上的学校,不划算的。我们要天女散花,要考到全国去!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儿也志在四方!

阿花的班主任也说,华东政法的分数线太高了,西南政法比较稳,学校又一点不差。

他们的策略成功了。这一年,“省中”的一本率实现了新高。

在来回小镇和上海的公交车上,我的视线漫无目的地越过田野。耳机里循环放着周杰伦的 《三年二班》,“为什么漂亮女生都在隔壁班”。

九月,阿花以高出华东政法60分的成绩远赴重庆。我们就这样相继离开了小镇。

很多年后,一个当年和阿花同班的男生跟我讲, “阿花也很凶的。”

我说起通往阿花村庄的那条路,说起路边的荷花。男生说,哦,那是芋艿。

作者:路明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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