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特制的沙发，助晚年毛泽东先生会见了尼克松与田中角荣
▲毛泽东晚年会见外宾常坐的特制沙发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静静地陈列着一张特制的沙发。毛泽东晚年会见外国政要、友人一般都是坐在这张沙发上进行的。它表面看起来极为普通，但实际是工作人员在北京南郊木材厂为毛泽东特制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晚年毛泽东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的需要。
它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沙发高1米，横宽0.9米，纵长0.7米，较俄式沙发矮小；二是沙发底座的木板中央挖了一个圆形大洞；三是沙发坐垫改变了原来的弹簧垫而用上乳白色的海绵，并且上面钻了许多蜂窝状的小孔。
这种设计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是毛泽东晚年坐在俄式大沙发上时，身子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滑，沙发低矮且中有圆洞，坐在上面重心就比较好掌握；二是毛泽东晚年行动不便，往往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沙发坐垫上钻有小孔，就解决了通风透气的问题。
这个沙发坐着不往下滑，也不闷热，毛泽东觉得很满意。他高兴地说：“这就好多了，这就好多了。”他马上想到了老战友周恩来，特意吩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过去。”工作人员随即做了张一模一样的给周恩来送去。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毛泽东晚年极为重视外交工作，他曾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外国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打破中美僵局是毛泽东晚年外交战略大调整中极为精彩的一环，为此他抓住一些机会作了精心的铺垫和安排。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尼克松来访，恰逢毛泽东大病未愈。此前2月12日，毛泽东突然休克。有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釆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
毛泽东经紧急抢救后苏醒，但身体十分虚弱。人们都在担心毛泽东和尼克松能否会晤，所以事先虽有会见安排，却没法确定具体时间。
尼克松抵达北京四个小时后，毛泽东却提出：要立即会晤尼克松。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极不稳定，随时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为防不测，书房隔壁房间一个医疗组在紧张地待命，他们甚至将强心针剂都抽在针管里。无法想象，对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需要一种怎样的顽强和毅力！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描写毛泽东会见的场所：“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的。
当尼克松进入房间时，毛泽东从这张特制的沙发上站起来。他与尼克松的手握在一起，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可不赞成这样啊。”这句话让大家都笑出了声。随后，毛泽东坐在沙发上饶有兴趣地与尼克松谈起了哲学。
此时，这张特制的沙发，或许印证了它的特殊功效。它的舒适，让虚弱的毛泽东不必太在意身体不适。毛泽东谈话十分专注，他的侃侃而谈，使来访者忘记了主人是已79岁高龄且重病缠身的老人。尼克松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想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近 一个小时。”
▲1972年，毛泽东坐在这张特制沙发上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
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 公报”）。公报中，美方表示对中方的一个中国立场“不提出异议”，并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基辛格后来发现，上海公报里每一个段落，都相应有毛泽东在晤谈时说过的一句话。
同样是坐在这张特制的沙发上，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还是在这张沙发上，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毛泽东在他长期以来的思考和判断基础上，根据苏美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借会见这位非洲客人之机，正式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坐在这张沙发上，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泽东晚年外交战略的重大突破，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奠定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这张特制沙发是这段历史的最好物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沙发保存在中央警卫局，1990年随同其他几千件毛泽东遗物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本文作者系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
——摘自《纵横》2018年07期
作者：阳国利
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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